張煦院士：當之無愧的“中國通信界元勛”

張煦

　　1913 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蘇無錫，著名通信工程學家。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并分別于1937年和1940年獲得哈佛大學科學碩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0年回國，受聘擔任戰時重慶交通大學電機系教授;1949年至1956年任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系教授;1956年至 1978年任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教授;1978年調回上海交通大學任教。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院士)。長期致力于通信理論及技術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當后人循著我國通信事業的發展軌跡回望時，便會赫然發現張煦那從未真正遠離前沿的身影。

　　在智能手機如影隨形的今天，人們恐怕只有在懷舊時，才會想起還有無線電報、半導體收音機、尋呼機等發明也曾風靡一時，引領潮流。

　　然而有這樣一位百歲老人，他不僅目睹了幾乎所有類型的通信手段，更對其中的原理和技術了然于胸。不僅如此，在今日為我們帶來便利的各種通信方式中，只要稍加仔細尋找，便能發現他在其中留下的身影。

　　他就是我國信息與通信學科的奠基者、被譽為“中國通信界元勛”的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張煦。

　　“無線電之父”的無形激勵

　　熟識張煦的人都知道，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下，曾常年壓放著一個外國人的標準照。照片中的人英姿颯爽，發型、著裝以及拍攝風格，都表明他來自上個世紀。談起這個人，張煦有著講不完的故事。

　　照片中人物正是鼎鼎大名的“無線電之父”、意大利人威廉·馬可尼。與這位通信領域“教父級”人物的一面之緣，深刻影響了張煦的一生，馬可尼也由此成為他事業和精神追求的永恒標桿。

　　時空倒轉至1933年12月間陰冷冬日里的上海，馬可尼即將來訪的消息轟動一時。而作為中國最早涉足無線電研究與教學的上海交通大學，成為馬可尼此行的必經之地。當時正在交大就讀的張煦和其他電機系同學一起，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歡迎儀式的全過程。

　　“在我們研究通信工程的人眼里，馬可尼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所以當我讀書時能親眼見到他，他就站在離我很近的地方，我激動啊。”那天發生的每一幕，都讓張煦永生難忘。

　　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歡迎馬可尼的致辭中說，無線電的發明將讓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受益無窮，他勉勵在場青年學子奮發圖強，迎頭趕上。為了紀念馬可尼造訪交大，當年工程館前的草坪上樹起一根被命名為“馬可尼銅柱”的紀念物，馬可尼本人親手為其奠基。

　　離開上海前，馬可尼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講話，當時報刊曾作如此引述：“貴國地大民眾，無線電最有用處，望貴國人士深明此意，聯絡民眾，交換情感，可造成一強大無匹之國家。”

　　馬可尼發明的無線電改變了世界，他讓信息迅速跨越大洋進行傳播成為可能;而馬可尼到訪交大，其散發出的科學精神和魅力，則瞬間感染了一個20歲的中國青年。很快，張煦在宿舍里貼上了一張馬可尼的大幅照片，以此激勵自己像他一樣奮發有為，心中萌生出對無線電事業的向往。

　　3年后的1936年，張煦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公費赴美留學，通信工程學科是他的不二之選，專攻方興未艾的長途電話通信方向。他的求學生涯，由此揭開新的一頁。

　　在美留學4年，張煦一直是同學眼中的“拼命張郎”，他給自己立下“四不”原則——不抽煙、不飲酒、不打牌、不跳舞，還告誡自己“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形成了他此后奉行一生的座右銘：“High Thinking, Low Living”，譯為中文便是“勤奮思考，簡單生活”。

　　張煦保留著用榜樣的力量來激勵自己的習慣。來到美國，他在宿舍里張掛起3個人的大幅照片——除了無線電發明人馬可尼，又多了電報發明人莫爾斯、電話發明人貝爾。

　　張煦也喜歡中外名家所說的各種格言警句，他認為這能讓一個人專于修身、勤于治學，鞭策自己不斷進取。直到晚年，他還總是在學術報告PPT的最后一頁，展示自己那句著名的座右銘——“High Thinking, Low Living”，以此勉勵青年學子勤奮學習、簡樸生活。

　　正是在不間斷的自我激勵下，張煦在留美求學期間掌握了世界通信科技的前沿動態，并為他此后開創我國的通信科研和教育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緊跟前沿的領跑者

　　194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后，帶著從美國學到的先進通信理論和技術，滿懷報國之志的張煦回到祖國。一年后，他受聘前往母校交通大學任教，從此開啟了一生科教事業的漫長旅程。

　　回國之初，張煦將自己在美國求學期間形成的一套設計實驗報告編纂成《電信網絡設計》一書出版，供通信領域同仁學習參考。登上交大講臺，他主持講授無線電工程、長途電話工程、無線電理論等課程，開創中國通信科教事業之先河。

　　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通信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每隔幾年就會有極具顛覆性的技術新突破出現。而在當時各種條件都較為落后的中國，緊跟通信科技的演變似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當后人循著我國通信事業的發展軌跡回望時，便會赫然發現張煦那從未真正遠離前沿的身影。

　　上世紀50年代，張煦編著出版《長途電話工程》、《無線電工程》、《多路載波電話》等教材和科技參考書，促進新中國建立后的載波通信技術發展。為響應當時“理論聯系實際，教學與生產相結合”的號召，他還前往上海通信設備廠講解載波機與長途電話設計原理，直接服務于生產一線。

　　而在上世紀 60年代初半導體技術日漸成熟、產品已達實用化階段時，受命調往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電子科技大學)任教的張煦率先開設“晶體管電路”課程，他所編著出版的《晶體管電路分析》與《載波機中晶體管電路計算原理》，成為我國在該領域填補空白的首批教材，從而加快了我國通信載波機從電子管式向晶體管式過渡的進程。

　　隨后，數字通信技術在上世紀70年代鋒芒初露，大有替代傳統模擬通信之趨勢。審時度勢的張煦轉而講授數據傳輸，并翻譯出版了《數據通信原理》、《數據傳輸》、《通信傳輸系統》等著作。

　　年過花甲，張煦也從未停止對國外科技發展最新趨勢的關注和引介。上世紀80年代，光纖通信在發達國家迅速興起，張煦希望這一新技術能夠盡早“為我所用”，他為研究生專門開設光纖通信原理課程，并很快編撰出版相關專著。

　　1988年，張煦領銜中科院技術科學部“通信合理結構”課題組，提出了“按照商品經濟規律改革我國通信管理體制”的專題研究報告并上報國務院，由此引發了中國電信領域的新一輪快速發展。

　　在從事通信科技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幾十年里，無論是高級技術人才的培養還是教材更新，載波通信設備的換代還是模擬通信向數字通信的過渡，無論是微波通信與光通信的融合還是電通信走向光通信成網，處處都能看到張煦用心走過的足跡，他始終引領著我國通信事業前行的腳步。

　　張煦早年的學生評價說，張煦對新中國自行培養第一、第二代通信工作者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之無愧的“元勛”

　　與他在學術上永遠緊跟時代“潮流”不同，張煦對于生活的要求卻至為“古樸”，一雙老式的中國布鞋、一身半舊的中山裝，是他幾十年不變的“行頭”。

　　生活中克勤克儉的張煦，對自己掛念的萬千學子則是關懷備至。上世紀90年代起，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貼和部分稿費收入，在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設立“張煦獎學金”，資助那些成績優異的貧困學生完成學業。有意思的是，他在獎學金設立之初曾規定，獲得獎學金的同學不許在本科階段談戀愛，這一時成為校園中流傳的趣談。

　　到了晚年，張煦也會時常回首往昔，他稱之為“憶舊”，并且認為老年憶舊大有好處：對學術工作的進取和道德修養的提高，都會起到強烈的鼓舞作用。

　　在張煦的“憶舊”中，一些塵封往事被喚醒。他想起了自己青年時代印象最深的一位好友，他們同于1934年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同一個研究院工作，又同于 1936年赴美前往不同大學深造，1940年同年獲得博士學位。此后，“這位同學留美研究，我回國工作，兩人分別了，遠隔重洋，失去聯系”。

　　多年后的一天，張煦從報紙上得知，“這位好友”居然一躍成為世界聞名的大科學家，獲得了諸多崇高榮譽。分別40年后好友前來訪華，他們才有機會再次互通電話。

　　張煦筆下的“這位好友”，就是著名華裔女物理學家吳健雄。1996年底，張煦給遠在美國的吳健雄夫婦寄去新年賀卡，并附上一篇題為《勤能補拙，跑完萬里長途》的文章。

　　他在那篇文章里寫道：“在科學道路的萬米賽跑中，我和這位老同學從同一起點出發，但老同學跑得飛快，首先到達終點，取得冠軍，并打破世界紀錄。而我呢，遠遠落在后面，得不到什么獎牌，但受到跑在前面的老同學影響，鼓足勇氣，竭盡全力堅持到底，決心跑完萬米全程。這叫做運動員風格(Sportsmanship)。”

　　在“科學賽道”上半個多世紀地奮力奔跑，張煦先后培養出近千名高級科研和教育人才，翻譯、著述近900萬字。

　　1997年7月7日，香港《文匯報》曾整版刊登張煦的科研事跡和照片，被譽為“光纖之父”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高錕曾評價說，張煦對中國通信技術的發展不遺余力，是當之無愧的“中國通信界元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