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力挺心理狀態能夠影響身體健康

　　科學家一直試圖確定特定的精神狀態如何影響身體健康。一位生物學家認為他找到了答案。

一位志愿者在新澤西州卡姆登的大教堂廚房為流浪者打包食物

　　在Steve Cole攻讀博士后時，他有一個不尋常的愛好：將藝術品買家與他們可能喜歡的藝術家相匹配。他說：“我有一個額外的目的，希望自己擁有這樣的能力：為那些我認為很偉大的藝術家找到欣賞他們的觀眾。”

　　在當時，這無外乎只是一個古怪的副業。不過，最近的發現讓Cole有了疑問：他在那段時期所感受到的興奮和目的感也許不只幫他為藝術品找到了歸宿，是否也使他自身的免疫系統從中受益？Cole現在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Cousins心理神經免疫學中心的教授。

　　許多研究表明，諸如壓力等精神狀態會影響健康。但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解釋這一問題仍然很困難：主觀情緒是如何與復雜的神經和免疫系統聯系起來的?這一被稱作心理神經免疫學(PNI)的領域經常被指責“缺乏嚴謹”。Cole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他選擇的工具是全基因轉錄分析：分析細胞中基因表達的廣泛模式。

　　Cole和同事已經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表明壓力和孤獨等消極的心理狀態會通過基因表達指導免疫反應，塑造人體抵御疾病的能力。現在，Cole已經改變了策略，研究方向從消極情緒轉變成了界限更加模糊的幸福情緒。這是一種冒險的策略：他的工作已經被批評為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和說教。

　　“如果你和任何PNI領域的高水平神經生物學家或免疫學家談論這件事，大家都會竊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免疫學家Stephen Smale如是說，“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該課題應該被永遠忽視。有一天，我們會需要面對它，并試圖理解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究竟是如何互動的。”

　　一劑良藥？

　　1964年，雜志編輯Norman Cousins被診斷出患有強直性脊柱炎，這是一種危及生命的自體免疫疾病，復原幾率為1/500。Cousins拒絕了醫生的治療，并開始了自己的幸福療法，包括定期觀看馬克斯兄弟的電影等。后來他創辦了Cousins中心，致力于調查心理因素是否真的能令人保持健康。

　　當時，主流科學拒絕這種觀點即任何心理狀態，或積極或消極，都會影響身體健康。不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研究表明，大腦與免疫系統直接連接，部分神經系統與免疫器官相聯系，而且免疫細胞含有神經遞質的受體。

　　這些聯系似乎存在臨床意義。第一位揭示這個事實的是病毒學家Ronald Glaser，他現在是俄亥俄州立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所長。他和同事提取醫科學生的血液樣本，發現在緊張的考試期間，學生抵抗病毒的免疫細胞活性較低，對常見病毒Epstein—Barr的抗體水平卻較高，這表明壓力會破壞他們的免疫系統，使通常處于潛伏狀態的病毒被重新激活。

　　自此之后，PNI領域發展迅速，全球的醫學院都開始宣揚自己的精神與身體健康研究院系，PNI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看法：人體對壓力的反應會抑制部分免疫系統，長此以往會導致有傷害作用的炎癥。不過，要想了解大腦信號如何精確地影響身體健康，研究人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管中窺豹

　　Cole的首個研究發表于2007年，聚焦于孤獨的影響。他和同事觀察6位長期孤獨的人以及8位有著眾多朋友和強大社會支持的人的白細胞基因表達。在人體基因組約2.2萬個基因中，研究人員確定孤獨人群的209個基因與善于交際的人不同：它們要么監管著更多的蛋白質，要么監管著更少的蛋白質。孤獨組中的上調基因有相當大一部分與炎癥反應有關，而許多下調基因有著抗病毒的作用。而在善交際組中，情況恰恰相反。這是一個小型研究，但卻首次將心理風險因素與基因表達的廣泛潛在變化聯系起來。

　　Cole稱，這些結果有著進化學意義。早期在緊密社會群體中的人類有著更高的病毒感染風險，所以抗病毒基因會飛速發展。相比之下，孤獨和壓力下的人們面臨更大的受傷風險，可能會導致細菌感染，這就需要增加與炎癥相關的基因來幫助治愈傷口和抵抗感染。不過現代壓力會導致慢性和無益的炎癥，長此以往會損傷人體組織，增加動脈粥樣硬化、癌癥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風險。

　　對于像Smale這樣的傳統免疫學家來說，Cole的研究是“有趣、精彩的觀察”，但尚未完全令人信服。佐治亞理工學院整合基因組學主任Greg Gibson希望看到更大規模的研究，不過他認為，Cole正在發掘的“遺傳結構”是值得研究的，盡管并不是所有的機制細節都十分明了。“很多人都采取了全基因組的方法，但是他們只關注少數的‘重點’。他們忽略了森林中的大多數樹木。”

　　幸福的意義

　　2010年，Cole收到了朋友Barbara Fredrickson的郵件，后者現正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研究心理健康。她對幸福等積極情緒狀態的生物相關性很感興趣，并建議兩人合作。

　　如果PNI領域整體存在可信度的問題，那么研究幸福尤為困難。幸福比壓力更難用生物標記來衡量，主流生物學家往往看不起諸如問卷調查等模糊的數據收集方法。

　　一個方法是測試能否有可能扭轉由壓力引起的負面基因表達。Cole開展了3個小型隨機對照實驗。其中兩個實驗分別含有45個有壓力的看護人員和40個孤獨的成年人，結果發現冥想課程會使參與者白細胞中的基因表達由炎癥基因轉向抗病毒基因。第三個實驗由邁阿密大學精神—腫瘤學家Michael Antoni領導，參與者包括200位患有早期乳腺癌的女性。與對照組的女性相比，接受了10周壓力管理計劃的女性體內與炎癥和新陳代謝相關的基因得到抑制。“我們的結論是情緒是有作用的。”Antoni表示，“如果我們改變了心理活動，生理也會作出相應變化。”

　　Cole與Fredrickson渴望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方向并不是抑制壓力所帶來的好處，而是人們在高興時身體會發生什么變化。為此，他們要求80名參與者回答14個問題，包括過去一周感覺幸福或滿足的頻率，以及他們感覺生活有意義的頻率等。該問卷的設計是為了區分心理學家所劃分的幸福的兩種形式：享樂幸福與終極幸福。享樂幸福是指由物質或者身體快樂所帶來的幸福感;終極幸福是指從追求知識、社會關系或者慈善工作等活動中所獲得的深層滿足感。

　　研究人員吃驚地發現，這兩種類型的幸福感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基因表達。有終極幸福感的人們的基因表達是有利于身體的，而有享樂幸福感的人們的基因表達與遭遇逆境的人們的基因表達是相似的。

　　一種解釋是終極幸福感會直接使免疫系統受益。不過Cole認為，這與壓力反應相關，如果人們僅僅只是進行消費，那么所有的幸福感都取決于其個人情況。如果他們遭遇逆境，就會變得很有壓力。但如果他們關心自己以外的事情，比如社區、政治和藝術等，那么就會更少地關注自己每天的壓力。換句話說，終極幸福感可以幫助緩沖我們對威脅和不確定性的感知，從而潛在地改善我們的健康。“給自己投資是有好處的。”Cole說，“只要你同時也向很多其他的東西投資。”

　　盡管存在很多批評的聲音，而且研究工作還處于初級階段，但Cole表示，他還是被積極的情感可以逆轉不幸帶來的生物影響的證據所震撼，這足以使他的生活發生改變。“我已經花費了我事業和個人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來試圖避免或者克服不好的事情。”他說，“現在我用更多的時間思考人生真正想做的事情，以及未來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