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減排“緊箍咒”變為“風火輪”

　　從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到多哈，聯合國第19屆氣候變化大會11月11日在波蘭首都華沙開啟。本屆大會的官方口號是“我在乎”，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全人類對氣候問題的迫切關注。然而，要想真正緩和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就需要各國在拿出“在乎”態度的同時，展現出彌合分歧、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擔當，面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光“在乎”遠遠不夠。

　　華沙氣候大會是“巴厘路線圖”進程結束后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也是德班平臺密集開展談判的第一屆締約方會議，是承上啟下的坐標點。其主要任務一是“落實”，即發達國家落實之前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有關減排、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承諾;二是“共識”，盡力推動關于“德班平臺”的談判，為2015年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架橋鋪路。

　　遺憾的是，華沙氣候大會是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召開的。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然沒有看到有復蘇的明顯跡象，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減緩。這是本次氣候談判所面臨的最重要背景之一。各國政府將刺激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氣候變化的問題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在只有兩周時間的華沙大會上，可以想象，各國缺乏充裕的時間就許多重要議題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文本。此外，多數發達國家由于經濟衰退，能源消費量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明顯下降。因此，在談判上發達國家自然會利用其減排的優勢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施壓。

　　事實上，在大會期間，一場艱苦卓絕的承諾捍衛戰一直在上演著。不想“空手而歸”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正極力避免讓氣候談判成為“狗熊掰棒子”的游戲 ——走一路丟一路。發展中國家更為擔心的是，已有的承諾可以說丟就丟，那么，就算未來達成了全球氣候治理新協議，誰又能保證它不會再次淪為一紙空文?發達國家對承諾的背棄，在發展中國家看來，既是失信于國，更是對氣候正義的褻瀆。

　　作為深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在全球控制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中國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中國已就應對氣候變化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十二五”規劃已將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列入約束性指標，黨的十八大也明確提出，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這是中國對未來發展模式的選擇，也是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的重要貢獻。十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

　　中國的立場是公開透明的。在華沙大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持續地在不同場合重申中國官方的立場，“中國聲音”持續發力。11月18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華沙氣候大會上的“中國角”應對氣候變化高級別研討會上正式發布了中國第一部專門針對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戰略規劃—— 《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將適應氣候變化要求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它標志著中國首次將適應氣候變化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對提高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綜合能力意義重大。

　　解振華在大會期間指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措施和中國正在做的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是非常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為了全人類的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子孫后代的未來，我們必須這么做。同時， 解振華在華沙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上呼吁各方“加強行動”，通過所有各方進一步的行動，來加強公約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解振華強調，如果發達國家無法在華沙兌現已有承諾，提高2020年前減排力度，討論2020年后的新協議也就失去了互信基礎。

　　當然，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人類長期的艱苦努力，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合作制度亦難畢其功于一役。伴隨著華沙、秘魯、巴黎等一系列國際談判進程逐步向2020年減排協議前進，中國必須在應對機制和能力等方面提早準備，力爭成為規則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從而將減排“緊箍咒”變為“風火輪”。在新國際格局的構建中，中國要并更加積極地扮演主導者的角色，提出自己新的氣候變化談判方案，把中國對氣候變化的認識、設想、方案和目標清晰地表達出來，主動地引導氣候變化談判和行動，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平衡協調發達國家的訴求，為制定一個新的《氣候變化條約》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