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為何干細胞領域造假多發

　　 近年來，干細胞研究領域造假事件頻發。早在2005年，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干細胞研究造假就造成世界性丑聞。

　　今年，日本理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小保方睛子宣稱能用比較簡單的辦法，即使體細胞接觸弱酸就可變為具有多能性的干細胞（STAP，即刺激引起多能性），并在英國《自然》雜志連續發表兩篇論文。之后，10余位其他國家科學家未能重復她的實驗，《自然》雜志發現該論文“文字剽竊、圖像誤認、數據誤報”，作者不得不撤銷論文。

　　這兩起造假事件也許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上，干細胞領域在臨床應用方面的造假尤為嚴重。

　　對于許多國家的醫院聲稱將新生兒的臍帶血儲存在庫里以供將來生病時使用，美國斯坦福大學干細胞生物學和再生醫學研究所所長Irving Weissman說，這是造假、行騙，因為臍帶含有可形成血的干細胞，以維持幼兒的造血能力，但它們不能形成腦、血、心臟、骨骼肌。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于2012年提出警告：干細胞的臨床應用雖有前途，但是目前尚未形成安全可靠的治療方法。

　　為什么干細胞領域造假多發？美國生命倫理學家Arthur Caplan曾在網絡中以“為什么有那么多偽造的、不可重復的干細胞研究？”為題發表視頻評論，美國心理學家Jane Hu在《科學》雜志發表題為《為什么科學家造假？》的文章，分別討論這一值得注意的現象。

　　在理想世界里，科學家齊心協力作出科學發現，為科學知識添磚加瓦。可是現實世界中，科學家往往面對激烈的競爭，卻要單獨作戰，且缺乏監督。

　　缺乏監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科研體制本身缺乏監督的元素，科學研究起源于科學家的好奇心研究，得到同樣有好奇心的贊助者的資助，這種科研無需監督，但現在的研究大多受公共基金資助，為社會利益服務，因此建立評議、監督機制是不可或缺的；干細胞領域研究人數在緊縮，基本上各自為政，沒有資金去重復所謂的“突破性”成就，同行評議的能力比以前差了；雜志也由于競相比別人更早發表“突破性”工作，疏于評議、審查。

　　另外，干細胞研究和應用是最為誘人的領域，吸引人們競相奮斗以期作出重大發現。如果有人能想出辦法產生干細胞而無需犧牲或克隆人的胚胎，或者有可能發現有效治療困擾千百萬病人的疾病，該研究者就有可能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候選人。而這種發現必須在其他任何人迎頭趕上之前作出、寫就和發表，而且最好要發表在《自然》《科學》等雜志上。

　　最后，干細胞的研究和應用現在已與資本、市場等商業力量結合在一起，尤其在臨床應用方面企業化的生物技術公司和醫院對最大利潤的追求驅使一些醫生、科學家，迫不及待地盡可能廣泛地將很不成熟的干細胞療法應用于更多的病人。這是鼓勵科研與產業結合、科學家或醫生兼企業家的政策必然產生的負面影響。當公立醫院還沒有回歸公益性、仍然以追求利潤為第一要務時尤其如此。

　　那么，該如何防止造假事件？恐怕要從單個科學家的責任意識和制度的完善兩方面入手。

　　首先，科研管理體制中要加強監督的元素。例如我們可仿照臨床試驗的數據監督委員會建立由獨立專家組成的科研數據監督委員會，但不同的是前者主要監測病人的安全性和藥物有效性，后者則監督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向外發表論文或向媒體發表科研成就的信息必須首先通過科研數據委員會。

　　其次，研究機構要建立科研成果發表應遵守的程序。科學上的突破不是在科學家宣稱已獲突破時，也不是論文發表時，而是其結果能被其他科學家按其公開的方法重復出來時。

　　程序不應過于煩瑣，影響科研成果的及時發表，但至少需經機構內科研數據監督委員會通過；由機構主持舉行由機構外專家參加的評審委員會通過。應禁止在此程序前舉行記者招待會發布科研成果或通過與記者訪談在報刊發表科研已獲突破的消息。這方面需要媒體的合作：發布虛假的科研“突破”信息，也對媒體不利，對它的誠信產生負面影響。

　　第三，干細胞領域的丑聞鮮明地突出了堅持科學誠信與保護病人/受試者之間的密切關系，科研上的造假轉化為醫療上的詐騙，使病人蒙受身體、精神和經濟上的損失，使科學和醫學的專業精神受到玷污，惡化科學家與公眾之間，尤其是醫患之間的關系。科研機構應建立堅持科學誠信與保護受試者統一的倫理委員會，審查和受理有關不端行為的舉報、立案調查，提出處理意見。

　　第四，所有科研人員必須每兩年或三年接受一次有關堅持科學誠信和保護受試者的繼續教育，獲得必要的學分，并在這兩年或三年來在科學誠信方面實際表現得到認可，方可繼續從事科研工作。

　　第五，凡嚴重造假事件必須嚴加追究。將科學上的造假用于臨床，嚴重危害病人的事件應作為刑事案件處理。

　　或許，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干細胞領域造假頻發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