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尊重科學理性看待轉基因

　　她見證了第一個轉基因成果的誕生；她跟反轉基因的人士爭論了十幾年；她參加過多項轉基因作物風險與安全的評估工作——這些經歷使她成為轉基因論戰中鏗鏘有力的發言人。

　　轉基因技術和產品已經深入人類的生活。早在轉基因農業技術出現之前，用于制藥等行業的轉基因技術已經在造福人類。目前，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了轉基因產品的商業化。在美國，超過90%的大豆和70%的玉米是轉基因的。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安全性已經經過科學的反復驗證，轉基因技術在控制農業污染、保護土壤、節省水源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然而，這一切并不能說服高舉著“不安全”、“反自然”等旗幟的反對者。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新的科學技術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抵制時而有之，然而，也許幾乎沒有一個現代科學技術像轉基因農業技術這樣，遭遇如此之大的輿論壓力。

　　反轉基因運動多年前發源于歐洲，至今仍深遠地影響著對食品安全問題心有戚戚的普通消費者。“轉基因”的標簽看上去是那樣的非自然、不浪漫，似乎要將人類對田園的美好想象埋葬在冰冷的實驗室里。

　　為什么人類需要轉基因？轉基因的技術如何誕生？驅使轉基因研究的動力是造福人類的美好愿望，還是商業利益發展的原罪？

　　為了探尋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不久前《賽先生》獨家采訪了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王侃教授，作為愛荷華州立大學植物轉化中心的主任，王侃曾師從2013 “世界糧食獎”得主馬克?范?蒙塔古（Marc Van Montagu）。她的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使她一躍成為植物轉基因方法的奠基人之一（《細胞》1984；《科學》1987）。

　　她從轉基因誕生第一天起“就在那里”，見證了轉基因辯論從歐洲緣起，并在印度、中國等地“發揚光大”。王侃的大學同學,現任美國百和生藥董事長的余芒博士評價說:“她曾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先驅，目前也是玉米和大豆轉化的國際領軍科學家。在創建了世界第一個公共作物轉化平臺以后的20年里，王侃的玉米、大豆基因轉化研究水準上始終首屈一指。另外，她還參加了多項轉基因作物風險與安全的評估工作，這使她成為轉基因論戰中鏗鏘有力的發言人。”

　　賽先生：您目前研究處于轉基因技術的世界前沿，您怎樣看待幾十年間轉基因技術的發展？您個人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經歷是怎樣的？

　　王侃：從一開始，科學家對轉基因技術的共識是，這是一種對持續型農業幫助最大的技術。因為它可以在作物上集中最優秀的性狀，從而減少農藥和化肥的使用，為農業發展和人類造福。

　　很多人認為把土地變成城市，不去種地是對地球的最大傷害，事實上不完全是那樣。農業生產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很多人把浪漫和鄉村田野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誤解。人類需要大量的農業產品，導致了土壤流失和熱帶雨林的消失。如果說在一塊田里能夠實現兩倍的產量，就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了。

　　當年植物轉基因之所以有革命性的變化，是源于一個很基礎的理論研究，研究者就是我當時實驗室的老板、去年獲得了世界糧食獎的馬克?范?蒙塔古（Marc Van Montagu）。

　　當時蒙塔古研究細菌，主要是為了研究植物上的腫瘤。20世紀70年代，癌癥和腫瘤是熱門研究項目，他研究不同形態的腫瘤，希望能對人類腫瘤的研究具有指導性。研究過程中他發現，植物腫瘤是由于一種土壤細菌，即農桿菌造成的，于是他把實驗室所有的學生都集中起來研究植物腫瘤細菌。

　　后來的研究發現，這個細菌很特別，能夠把自己身上的一段基因片段，轉到高等生物上去。這個細菌是個低級原核生物，能把自己的基因轉到高級真核生物如植物中去，并在植物上表現出性狀，是絕無僅有的自然現象。我們就想，為什么不能用它作為一個載體，把有用的基因放進去，那么植物不就會帶上有益基因了嗎？

　　1983年，蒙塔古讓我的一個師兄，一個墨西哥學生操作，在煙草里做了這個實驗，假設實現了，成果發表在《自然》雜志上，成為第一個轉基因的例子，那是1983年。從那之后，一發不可收拾，激起了很多人的興趣。

　　1983年，也是我進入蒙塔古實驗室的時間，當年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獲得了諾貝爾獎，她是唯一一個拿到諾獎生理獎的做植物的學者，史無前例。這件事對我們的鼓勵非常大，說明諾貝爾獎對植物科學也有興趣。

　　但蒙塔古獲諾貝爾獎提名很多次，一直沒有獲獎，或許諾獎對植物研究還是不夠重視。

　　我研究轉基因是個偶然的機會。本來我是談家楨先生的研究生，希望從事人類基因學的研究，考出國時幾乎是隨機分配到比利時學植物分子生物學的。

　　我目前正在研究植物轉基因機制，探索新的更有效的轉基因技術。如果我們能夠對轉基因的機制有更深入的理解，很多工作會更有效，這屬于基礎性研究，但基礎研究不是經常可以拿到經費的，我們還需要有應用研究，把已有的知識付諸應用，再從應用中反饋回來，發現更多需要研究的基礎知識。如此不停的反復。

　　我的實驗室既做應用研究也做基礎研究，我們做的基礎研究是對農桿菌更深層的研究，它有很多我們當時不易知道或是沒有想到要去研究的東西。到了應用階段把有效的基因放在植物中去，提高植物的抗旱能力，或是把疫苗放到植物里，例如在玉米中放禽流感或豬流感的疫苗，可以直接以飼料形式讓動物口服。

　　賽先生：圍繞中國轉基因作物的監管也有一直有討論，您如何看待轉基因作物的管控？

　　王侃：我認為一定的管控手段，例如安全證書等，是有必要的。科學是有必要被管控的。我現在給別人講轉基因的安全性，作為科學家，要從生物學、植物學的原理上來講解，但其實普通人并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東西。

　　比如，我一點都不知道電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在用電，我也不知道汽車是怎么做的，我在開車。但是，在用電的時候，我會信任所有的電線都是按照規章制度來裝的，什么地方接插頭、安地線，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用電是安全的。

　　所以我并不需要知道玉米是怎么生產的才敢去吃它，只要它遵循的了規章制度，就是沒問題的。如果管控有效，我們就不會怕在外面吃飯吃到地溝油了。

　　賽先生：在社會的誤解和疑慮之下，轉基因技術將如何發展？研究者應怎樣影響社會對于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

　　王侃：對轉基因作物國內的反應比較激烈，這反映了一種信任感缺失。

　　科學家研究的初衷，是想用轉基因的方式增加植物本身的性能，減少使用化肥農藥，到目前為止，我們依然把轉基因作為最終的有機和持續型農業的方向。但科研的過程中，我們沒有預想到人們會對轉基因技術產生誤解和扭曲的認識。

　　作為科學家，我們應該和他們去打斗嗎？現在在中國，一為轉基因辯護就會有一些上綱上線的惡毒攻擊。這好像是中國特色，在美國可以激烈辯論，但沒有人潑污水，做人身攻擊。

　　至于轉基因農業技術應用的前景，如果社會不接受，那么這個產品可以暫時不使用，技術可以先放在那里，但問題是，如果完全沒有應用前景和市場需求，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動力不足。對國內科學家也是這樣，如果沒有應用前景和市場需求，應用的和基礎的試驗就沒有辦法做下去了，整個學科就會停滯，西方科學家們也有這樣的顧慮。

　　所以只能指望上層科學家里有明智的人，對政策的決定產生影響。為什么美國，中國都要發展空間技術？為什么我們經常放衛星，要去月球，為什么？這就是戰略遠見性，很多情況下需要政策制定者來決定。因此，一定要去影響上層制定政策的人，讓他們知道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對民眾則不同。大概15年前，當歐洲對轉基因很抗拒的時候，中國對轉基因爭論一點都不感興趣，覺得轉基因很好。當時中國民眾對科學家很信任，都覺得科學家說轉基因很好那應該就是好東西。

　　從轉基因技術誕生的那一天我就在做相關研究，整個歷史知道得一清二楚。1996年，綠色和平組織開始在歐洲反對轉基因，2000年，在美國就有一些研討會，談論轉基因技術何去何從的問題，是否要在這個領域投入資金。十幾年之后，這個現象終于進入了中國社會。現在中國表現的類似于之前歐洲社會對于轉基因的恐慌，只不過是用中國的方式表達了出來。

　　國內很多人在反轉基因時的言論，只是把十幾年前外國人的觀點翻譯過來，并沒有新的東西。我們滯后了十幾年，但表現得更激烈一些。

　　在美國沒有出現過對轉基因技術的恐慌，在歐洲卻有。我和許多在美國人、歐洲人討論過。我的個人意見是，在歐洲，一般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比美國低很多，歐洲人對政治的參與度比較高，而美國人比較天真，對政府普遍比較信任。

　　可能有人不同意，但我覺得歐洲人普遍不信任政府，對政治介入得比較多。再加上當時歐洲出現了很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瘋牛病等一連串的問題，還有美國糧食進入歐洲的貿易問題，用轉基因作為壁壘。多種因素造成了當年歐洲對轉基因的偏見。

　　賽先生：中國國內對轉基因的討論與國外有何不同？

　　王侃：我認為最大的不同在于媒體，十幾年前，微信等社交網絡還沒有出現，人們獲取信息主要通過傳統的報紙電視，而現在社交媒體上的很多東西是不可信的，真假混雜會給很多人帶來困惑，大部分人也沒有時間去辨明真偽。也有些媒體和記者專門去追求火熱新鮮的刺激新聞，造成人們的恐慌。

　　這些問題事實上反映了科學和媒體的責任，在民主社會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還有政策制定者的責任，他們不應該受到誘惑。

　　十幾年前，我感覺到中國民眾對科學家很信任，但現在這種信任降低了，為什么呢？大部分科學家在悶頭做實驗，做應該做的事情，但也有一部分科學家在做假數據或是在做嘩眾取寵的事，結果使得民眾感覺科學都不能信任了。

　　政府不能信任，科學家也不能信任，那么到最后，誰叫的最響，就聽誰的。

　　對我們科學家來說，這是一個teaching moment，警告科學家思考自己的責任和作為。如果我們自己不值得信任了，就沒有辦法去讓別人信服。

　　賽先生：反對轉基因技術聲音中，有的質疑其安全性，有的則是更加推崇有機農業、小農農業，向往原始的田園牧歌，您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王侃：現在有些哲理的討論，大家有警惕性，是好事。但認為原始農業更好的人，只能說他們對農業的理解還不夠。甚至有些陽春白雪的科學家，很多也不懂農業，不知道糧食怎么來的，也不知道有機農業對土地的傷害有多大。

　　我覺得對農業有深刻理解的是習近平，他知道得很多。習近平最近有一些關于轉基因技術的發言，我認為非常中肯，他真的知道問題關鍵之所在。

　　他在美國的愛荷華州呆過，知道大農業是怎么回事，大農業的危害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糧食是怎么回事。現在有人說糧食那么多，只是一個分配問題，用技術做出更多的糧食沒有必要。這些人是真的不知道糧食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意義。

　　在美國，上層的領導也是非常清楚這些問題的。所有美國的上層政府都知道，無論如何都不能得罪農民，如果沒有糧食吃的話，社會一定會發生暴亂 。

　　十幾年前，歐洲反對轉基因的人士也在說小農經濟怎么怎么樣。現在來看，轉基因對小農是最有好處的。

　　歐共體在2000-2010年花了很多錢，調查轉基因作物對人和動物的安全性，對環境、對農業的傷害等等，發表了1700多篇研究文章，有很多數據，都說明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是現代農業育種技術的一種。轉基因技術不能成為農業唯一的工具，但卻是重要的工具。

　　轉基因不過是所有的育種技術中的一種。傳統的育種技術在很多地方必須使用，因為我們現在對植物的理解和轉基因技術局限性讓我們還不能摒除其他技術，不同的技術永遠都會同時存在，只是所占比率不同。

　　從目前看，1996年之后釋放出的所有轉基因作物對人體和牲畜是絕對無害的，和傳統育種技術培育出的作物一樣安全。沒有理由從安全性上進行質疑。這已經被無數實驗數據證明了。

　　賽先生：轉基因的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是否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走向，還是受到了商業利益的驅使？

　　王侃：為什么要有科學創新？如果人類的糧食夠了，為什么要做轉基因？

　　目前的共識是，如果人口以目前的速度增長，氣候多變和水源土壤資源惡化繼續發展，人類將很快面臨災難性的糧食問題。所以單靠傳統育種技術是遠遠不夠的。

　　我認為轉基因技術出現的最原始的驅動力是科學家的好奇心，一開始是無意的。后來意識到這個技術的巨大潛力，不但可以加速植物基因功能等基礎科學的研究，還可直接用于農業應用。用商業的競爭來刺激人類的創意和創新，其實是資本主義最大的貢獻，就是對人類潛力的最大發掘。

　　商業有原罪，正如一個硬幣有兩面，所以中間必須要有管制。一味讓商業利益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會產生不良后果，有些后果我們已經在面臨了。但是，田園式的社會也絕對不是沒有原罪。人的生存就是原罪，如果照搬圣經的教義來談論轉基因，那么就沒有什么好討論的了。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全是壞的呢？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許多的好處和進步，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和罪惡。兩面性大概是所有的社會都不可避免吧。如果一個社會制度使大多數人得益又能在最小程度上干擾生態，那就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了。

　　賽先生：轉基因技術從發明到大規模應用經歷的時間非常短，這樣快速出產的“人工產品”也許是人們不接受的原因之一？

　　王侃：轉基因確實是革命性的技術，從來沒有一個農業技術能夠在那么短的時間被那么多的農民接受采用。但如果你是種過莊稼的人，就能夠理解為什么農民會那么歡迎轉基因的種子。

　　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雜交小麥推廣者、綠色革命之父、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人——賽先生注）曾跟我講過他在印度推廣雜交小麥種子的經歷。當時，在印度使用這些種子的農民要坐牢的，他說那時候農民為什么寧可坐牢也要找到這些種子？因為這種種子抗旱、抗蟲，能大幅度提高產量。

　　所以，也許轉基因技術稍領先于目前的社會的接受能力，但歐洲人已經開始接受了，我希望再過一些時間，這樣的轉變也會出現在中國。

　　從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來看，人類的農業活動是其中的一個過程。例如玉米，玉米就是完全的人工產品，并不是自然界存在的天然的物種。一萬年之前，瑪雅人用玉米的原生的植物teosinte(大芻草)開始培育玉米。Teosinte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植物，一個穗上只有8粒很硬的種子，慢慢的，它變成了今天玉米，完全是經人工有意地雜交培養出來的。

　　現在的技術讓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育出新的品種。以前兩三代人才能看到的結果，我們在兩年之內就能實現，也許這個過程太快了，看上去有些讓人害怕。

　　有人追問為什么一定要這樣做？最初原罪就是我們的祖先要生存，為了生存，就是要選擇又大又甜的果子，早熟飽滿的谷粒。

　　賽先生：您是否和持反對轉基因態度的人士對話過？

　　王侃：跟反轉基因的人我已經爭了十幾年了，一開始我試圖從生物學上、從農業上進行解釋，給出了許多的實驗數據，想以科學證據來據理力爭，后來我發現，他們并不希望被說服。

　　他們就在那里，持著一種意見，永遠會存在。所以我現在覺得，他們不想接受轉基因食物沒有關系，這是他們的選擇。但要大家都要尊重科學的數據和結論。不應該誤導普通民眾。不應該阻止這項重要育種技術的發展。我尊重所有人對我們的技術提出疑義，因為這樣可以刺激我們對技術的改進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