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療60年：兩代人的承諾

　　今天，包括癌癥疫苗在內的各種免疫治療藥物和方法已經被公認為是攻克癌癥的幾個主要手段之一。盡管每個研究人員或臨床醫生偏重的方法不同，但是已經沒有人懷疑免疫治療的作用。用一句專業術語來說免疫治療醫藥已經進入了癌癥治療的主流（“Mainstream”）。但是發展癌癥免疫治療的這段歷程卻走得十分坎坷。

　　傳統與另類的沖突

　　科雷醫生以他的創新的理論和方法開創了“腫瘤免疫治療”而被世界公認為是“腫瘤免疫治療之父”（“The Father of Cancer Immunotherapy”）。但是長期以來，他的理論和方法卻得不到腫瘤治療主流的認可。所謂“主流”就是被大多數人認可并遵循的理論和實踐。

　　主流往往代表一個時代的最高科技水平，但是也往往因此成為進一步創新的阻力。例如他的直接老板，著名癌癥病理專家埃文（James Ewing）就利用自己的權利禁止在醫院里使用“科雷疫苗”。同時，由埃文等人主持的“全國骨癌登記”系統常常拒絕科雷醫生的病例，因為埃文等人的思路導致了他們認為被疫苗治愈的病人必然屬于臨床誤診。

　　1894年，美國醫學協會曾在其雜志上對由科雷醫生的癌癥免疫治療做出了最嚴厲的批判，指科雷醫生的“毒素注射”治療是一個完全的失敗。盡管如此，“科雷疫苗”在長達40-50年間依然是唯一的腫瘤治療性藥物。

　　但是在科雷醫生1936年去世后, “腫瘤免疫治療”便一步步邊緣化。1953年，美國當時唯一生產“科雷疫苗”的派克戴維斯公司（Park-Davis）宣布停止生成該疫苗。這從某種意義上標志著，“科雷疫苗”和“腫瘤免疫治療”走到了斷崖。以至于在1962年美國成立FDA時，無法追認“科雷疫苗”為“市場已有藥物”。而“科雷疫苗”也因此被歸類為需要審批的“新藥”之中。

　　“女承父業”創辦研究院

　　海倫自學了腫瘤學、免疫學，并花費巨大精力整理父親治療過的有病史可查的896例病例。

　　值得慶幸的是，科雷醫生對腫瘤免疫治療的努力延續到他的下一代。科雷醫生的兒子“子承父業”，擔任了同一醫院的骨癌科主任。他在繼續“主流”治療方法的同時堅持認為可以使用“科雷疫苗”作為輔助治療。而對科雷醫生的理論和治療做出更大貢獻的卻是他的女兒海倫。

　　在科雷醫生逝世很多年后，海倫在一次清理家居時發現了父親身前留下的很多文章。這些文章促使海倫決定投身推動癌癥免疫治療的工作中去，以完成父親沒有完成的事業。

　　然而海倫并沒有像她的兄弟一樣接受過系統的醫學教育，為此她自學了腫瘤學，免疫學等，并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整理了科雷醫生醫生治療過，有病史可查的896例病例。這些病例清楚地證明了癌癥免疫治療的作用。例如在有病史可查的33名乳腺癌患者中，13名早期病人的五年存活率達到100%，20名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為65%。 這個結果是在沒有任何現代化療，放療的情況下使用“腫瘤免疫治療”所達到的結果。 而根據美國國家癌癥研究院（NCI）2014年的數據, 現代治療條件下早期患者（I，II）的五年平均存活率是97%， 而晚期患者（III，VI）期平均存活率為47%。

　　海倫的工作并沒有停止在整理和發表她父親的結果上。1953年，她用洛克菲勒集團提供的2000美金，創辦了“癌癥研究院”（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CRI）。這所研究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致力于癌癥免疫治療的非營利機構。至今已經有60年歷史了。

　　尋找“科雷疫苗”密碼

　　六十年來，CRI和世界上很多著名免疫學家合作，研究“科雷疫苗”作用的機制。目前在CRI的顧問委員會里集中了3位諾獎獲得者，27位美國科學院院士，20位美國腫瘤免疫學院院士。正因為如此，在近半個世紀里，免疫學發展的每一種大發展中都可以看到CRI和海倫的身影。

　　和她的父親一樣，海倫也為腫瘤免疫治療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貢獻了一生，直到她2001年逝世。

　　科雷的海倫的故事是近百年來，幾代科學家為發展免疫治療，攻克癌癥所做出的努力的一個寫照。在這條通往“腫瘤免疫治療”的大道上，成百上千的科學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才最終導致我們今天對免疫系統的認識以及免疫和腫瘤關系的認識。

　　今天我們知道，有很多分子機制可能導致了“科雷疫苗”的抗癌作用。其中包括免疫細胞激活，大量炎癥因子的釋放，抗新生血管生成（癌細胞生長需要有大量的新鮮血液供應），細菌特異性DNA等等。這些研究導致了很多癌癥治療新藥的研發。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并非任何一種單一因素，而是很多因素的綜合作用，最終導致了機體對癌癥的勝利。

　　這就是為什么很多醫藥公司在停止了對科雷疫苗的研究和生產的半個多世紀后，又重新開始了對以科雷疫苗為代表的癌癥疫苗的興趣。2007年，國際醫藥巨頭輝瑞以1.64億美金的價格收購了一家名為“科雷制藥”的公司（Coley Pharmaceutical Group） 。科學家們希望通過現代手段，找到“科雷疫苗”的“密碼”。而這些“密碼”的發現，不但可以為治愈癌癥提供新的手段，也將大大豐富我們對自身免疫系統的認識。

　　科雷醫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者”。但他也是一個“走在時間前面的人”（“A man ahead of his time”）。百年之后，海倫以及眾多科學家工作終于讓“科學趕上了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