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公眾頭腦中的科學家被“定格”于這樣的形象:戴著厚厚的眼鏡,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里埋首于瓶瓶罐罐或各種奇怪的儀器之間,他們常常不茍言笑,過分嚴肅。總之,世人眼中的科學家大都聰明過頂,但過著單調、枯燥而寂寞的生活,似乎終其一生也不會被人理解。
另一方面,如此這般概念化、模式化的想象為科學家蒙上了一層虛幻的神秘色彩。他們似乎太過高冷,甚至不食人間煙火,以苦為樂、不求索取、執著追求這些宏大的詞匯,讓他們的高大形象給人一種遙不可及、高不可攀的感覺。他們的魅力,也在這種神秘的面紗裹挾下顯得并不那么誘人。
然而,我們似乎很少去追問:“這是真正的科學家形象嗎?”
摘去思維定式的大帽子,還原出一個更加本真的人物,我們在過去的2014年,發現了更多有趣而豐富的科學家風范。這些有血有肉的科學人物和過去一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讓我們感受到科學家更為真實的存在。
在他們的選擇、追求、反思乃至穿衣戴帽的所有細節中,我們看到了真正的魅力、感召力和親和力。你會發現,原來科學家與千千萬萬從事其他職業的普通人一樣,有著難以擺脫的利益糾葛,感受著來自親朋好友的愛和溫暖,也在為自己的夢想奮力打拼。當然,他們身上承載了更多的社會責任,為公眾和社會謀求進步。
時值年末,我們選取七位在2014年備受公眾矚目的科學家,回顧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最值得銘記的人物經歷。在每一段故事中,都呈現出他們令人深思的獨特性格,他們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缺乏辨識度、千篇一律的科學家形象。也正因如此,他們在2014年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議論。
是的,他們有自己的態度和個性,他們有著理應被人所熟識的真實一面。
6月15日,93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沈家祥與妻子陳燕娜一起,將多年積攢的100萬元積蓄捐贈給天津大學。
6月15日,93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沈家祥與妻子陳燕娜一起,將多年積攢的100萬元積蓄捐贈給天津大學。因身體原因,沈家祥缺席了6月初的兩院院士大會,但這位著名的藥物化學家始終心系國家的科技創新事業。他注意到,習近平主席在院士大會上再次強調國家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一名老科學家,他覺得自己“應該響應中央的號召,再鼓一把勁兒,為醫藥創新再盡點力!”
沈家祥于1949年獲得倫敦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此后60多年的科學生涯中,他在推動抗生素、維生素國產化等方面成就斐然。耄耋之年,沈家祥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創新”二字。不過因年事已高,他認為自己能為國家、為年輕人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少,捐出積蓄獎掖青年成為他心中多年夙愿。
100萬元,對于科研項目而言雖非巨額,卻是沈家祥夫婦一生勤儉所得,寄托著兩位老人對年輕一代的無限期許。沈家祥的無私奉獻,讓我們再次看到了老一輩科學家那濃厚的家國情懷、士人風骨。他對國家科技創新事業和青年人才的關心,是超越個人得失的大愛,在今日功名為先的社會現實中顯得尤為可貴。
過去一年,像沈家祥一樣讓我們敬佩的老科學家還有不少。8月,云南魯甸地震發生后,我國當代無機化學奠基人之一、98歲高齡的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教授申泮文,將1萬元個人積蓄送至天津市紅十字會,支援災區群眾;10月,中國工程院院士、73歲的電力系統自動化專家薛禹勝將300萬元個人積蓄捐給母校山東大學,用于獎勵學生和引進高水平人才;11月,中科院資深院士、鄭州大學教授鐘香崇向學校捐贈100萬元……
我們無法一一列舉來自科學家的所有善行,但這些溫暖之舉讓我們在2014年深受感動。這是值得永遠銘刻的大愛。
4月18日,中科院院士李小文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做講座時被拍的一張照片走紅網絡。這位泰斗級專家真實灑脫的個性更是讓大家贊譽有加。
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李小文在2014年得到了一個響徹全中國的雅稱——“布鞋院士”。
4月18日,中科院院士李小文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作講座時被拍的一張照片走紅網絡。照片中,67歲的李小文瘦削的面龐上蓄著胡子,一襲黑衣,光腳穿著的一雙黑色布鞋成為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焦點。李小文樸素而不修邊幅的形象被網友們津津樂道,作為國內遙感領域的泰斗級專家,其真實灑脫的個性更是讓大家贊譽有加,稱其為武俠小說《天龍八部》里的“掃地僧”,低調、沉默卻有著驚人天分和蓋世神功。
李小文形象的“與眾不同”被人們賦予了更多的象征意義,有人將他與陶淵明等魏晉名士相提并論,“外表不羈但是有著仙風道骨”,還有人盛贊道:“他維護了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本色、隨性。”
“布鞋院士”走紅后不久,《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中國青年報》等多家報紙刊出一則華為公司的廣告,廣告構圖非常簡單,在那張紅遍網絡的李小文照片旁邊,是兩行醒目的紅色大字:“華為堅持什么精神?就是真心向李小文學習。”隨著這則廣告的刊出,李小文再次引發網友熱議。
不過,熟悉李小文的人對網上排山倒海的驚嘆聲有點莫名其妙,因為在遙感界,他早已是為人熟識的“技術宅”和“優質叔”。素來低調的李小文對蜂擁而至的關注很不適應,用他的話說,就是“布鞋失火了”,這殃及了他原本清凈的生活。他希望刮掉人們對他那雙布鞋的惦念,輿論對他的炙烤,以及附著在他身上的各種標簽。
被熱炒的“布鞋院士”實則契合了人們對知識精英返璞歸真的期待,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公眾對科學家群體的陌生甚至于刻板認知。李小文的真實和本色,就是在他走紅之余,最值得國人珍惜和思考的科學家氣質。無疑,人們更喜歡如此“接地氣”的科學家。
9月17日,中科院院士高福隨中國政府派出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一起,抵達位于西非的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面對迅速蔓延的疫情,有一群中國人選擇迎難而上、主動出擊,投身于這場危險而持久的戰役,中科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就是其中一員。作為一名病毒學家,疫區就是高福的戰場和實驗室。
9月17日,高福隨中國政府派出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移動實驗室檢測隊一起,抵達位于西非的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這支來自中國的檢測隊主要負責在塞拉利昂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由59名醫務和科研人員組成,高福是檢測隊負責人。剛一落地,來自中國的這支隊伍就迅速投入到埃博拉病毒的檢測以及感染者的診療工作中。在高福看來,防控埃博拉,關鍵要打贏“下半場”。
辛勤的工作很快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歡迎與認可,中國檢測團隊的加盟,對于提振塞拉利昂戰勝埃博拉疫情的信心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11月16日,我國援助塞拉利昂移動實驗室檢測隊的首批隊員圓滿完成任務歸國。兩個月來,他們累計檢測血液樣本1635份,收治留觀病例274例。其間,我國自主研發的檢測試劑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產移動P3(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車首次走出國門,向世人展示了中國的科技創新水平和實力。
抗擊埃博拉,高福率領的“中國戰隊”交上了一份優秀答卷。然而遺憾的是,塞拉利昂的疫情仍在不斷惡化,中方工作人員的安全令人揪心。正是專業能力,讓高福信心滿滿,充滿大無畏的精神。“從專業角度來說,你只要知道了這個傳染病的傳播規律、找到有效的防控方式,就可以預防感染,自然也就不用太過于擔心。”
其實,每一次人類的大災大難面前,我們都能看到科學家在前線奮戰的身影。正如高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每當國家發生諸如地震、海嘯這些自然災害時,研究傳染病的科學家都會沖在一線,“對我們自己來說,沒有什么好恐慌的,該怎么干還是怎么干!”這是一線科學家至為樸素的心聲。
4月16日,88歲的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終于卸下了這個一年可享受10萬元津貼的頭銜,由此成為中國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第一人。
2014年,先后4次請辭“資深教授”的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章開沅最終得償所愿,了結一樁心事。4月16日,這位88歲的著名歷史學家終于卸下了這個一年可享受10萬元津貼的頭銜。由此,章開沅成為中國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第一人。
“資深教授”是人文社科領域的最高學術頭銜,作為社科界的“院士席”,這也是高校中永不退休的崗位。身為華中師大最受尊崇的兩名資深教授之一,章開沅在數次口頭請辭未果之后,于2013年年末向華中師大遞上一份特殊的退休報告。他在其中這樣寫道:“年邁退休,應屬當然,榮譽可能終生,工作自有了時。”
據媒體報道,章開沅退休的想法始于2007年,但從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到2013年華中師范大學110周年校慶,各種似乎“必須”出席的活動,讓他的欲退之念遲難付諸行動。奔走于全國參加各類研討會,讓耄耋之年的章開沅逐漸感到力不從心;而終身享受“資深教授”的優厚待遇,又讓他深感內心不安。
在章開沅看來,如今大學各種資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諸多學術不公。“作為一個終身從事教育的人,我是陶行知的崇拜者,陶行知怎么講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才是教育家。成天腦筋轉著怎么得點好處,這怎么叫教育家呢。”他說,大學就像一座圍城,體制就是圍墻。他想出去透透氣,于是先要拆掉自己身上的圍墻。
章開沅的成功請辭被學術界視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引發社會和媒體的廣泛關注,紛紛贊其“開風氣之先”。不過,章開沅始終認為自己只是普通的退休,之所以引起諸多反響,與國家正在推行的各項學術評審制度改革不無關系。外界評論則認為,章開沅告別配合演出的舞臺,是真正尊重學術的大師之選,并呼吁“讓大師們輕松一些,讓學術輕松一些”。
從1994年第一次一同走上講臺開始,吳乃虎和黃美娟兩個人的課堂已經持續了整整20年。“神仙眷侶”的課堂已經成為一道溫暖的景觀。
2014年,我們在講臺上看到了一對令人感動的“神仙眷侶”。10月底,中科院老教授吳乃虎與北大副教授黃美娟夫婦共同為學生上課的一組照片躥紅網絡。照片中,吳乃虎手執教鞭站在講臺上,講桌前,頭發花白的黃美娟在一旁靜靜陪伴,不時起身幫他擦黑板、操作電腦、播放課件。如此情景,講臺下的學子們早已習以為常。
對于自己的突然走紅,這對年逾古稀的教授夫婦感到有些困惑,因為在他們看來,跟老伴兒一起上課,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從1994年第一次一同走上講臺開始,吳乃虎和黃美娟兩個人的課堂就在全國20多所高校中流轉,已經持續了整整20年。吳乃虎的學生們感慨,“神仙眷侶”的課堂已經成為一道溫暖的景觀。
1994年的一天,吳乃虎上完課已經晚上9點半,可直到11點,學生打來電話說,問問題的同學太多了,吳乃虎還在為同學們講解。黃美娟知道情況不妙,果然,吳乃虎很快因為心臟漏跳躺進了醫院。從此以后,吳乃虎的每一堂課必有愛妻的陪伴。
現在上課,夫妻兩人分工明確。吳乃虎負責收集資料、跟進科學前沿、改進課程內容。黃美娟負責布局授課內容、查漏補缺、組織復習課、出所有的考題并批改考卷。不過,黃美娟在課堂上的首要職責,仍是關注老伴兒的健康。有一次,吳乃虎剛拿起黑板擦,就被妻子一把“奪”走。吳乃虎身體不太好,黃美娟就堅持為他擦黑板。
歌詞里唱道:“因為愛情,怎么會有滄桑。”相濡以沫的老教授夫婦給了學子們最為溫情的課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專業知識以外,這是最好的人生課堂,是關于愛和心靈的課堂。也許,他們并不會成為如今年輕人的“愛情導師”,但在耳濡目染之間,晚輩們當看到真情的價值和美好。
4月21日,65歲的費宣成功站在了地球的北緯90度極點,成為第一個徒步到達北極點的地礦學家,也是徒步到達北極點年齡最大的中國人。
費宣,一個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熟知的名字,卻是2014年最值得我們銘記的科學家之一。
4月21日凌晨5時8分,經過16天的艱難跋涉,65歲的云南地礦學家費宣成功站在了地球的北緯90度極點,將五星紅旗插在了北極點。他由此成為第一個徒步到達北極點的地礦學家,也是徒步到達北極點年齡最大的中國人。他還從北極點帶回了珍貴的地礦樣本。
這是一次艱險的旅行,一點也沒有普通人想象中的浪漫,北極惡劣天氣給他身體造成的傷害久久不能恢復。除此之外,他內心所無法抹去的,還有對北極生態環境的深深憂慮。作為一名地質學家,他在這次徒步探險中深切感受了全球變暖所帶來的嚴峻后果。
費宣說:“見到的北極鹿數量也極少,并且瘦得皮包骨頭,地球變暖導致北極鹿的食物已極度匱乏。這是災難。”
對于費宣而言,探險并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好奇,而是一種人生的特殊體驗,其根本的意義在于對人生智慧的充實。2007年,原本還有兩年就可以退休頤養天年的費宣,決定放棄令人羨慕的官場職位,追尋自己的探險之夢。他說:“生命不但要有長度,更要有寬度,這才是活在世上的意義。”
2008年,費宣和云南著名探險家金飛豹一起,共同完成了“2008中國人首次穿越北極格陵蘭島冰蓋探險活動”。2009年,他在60歲生日之際再次與金飛豹合作,前往撒哈拉沙漠進行探險,這讓他們成為首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中國人。而北極是讓費宣最為著迷的夢想之地,那里豐富的地質、地貌資源和地理環境深深吸引著這位科學家前去考察。
憑借頑強和勇敢的精神,費宣圓了多年夢想,也創造了歷史。正如費宣在自己名片上印下的一句話:“過去屬于死神,未來屬于自己”,年過花甲的他未曾想過停下探險的腳步,他的下一個目標是地球的另一端——南極。
9月19日,在一年一度的“搞笑諾貝爾獎”(lg Nobel Prizes)頒獎典禮上,最“雷人”的發明家中松義郎引起眾人格外關注。
這位已經86歲高齡的日本發明狂人,似乎有著與“搞笑諾貝爾獎”天然相投的追求和氣場。2005年,他憑借34年持續不斷為自己的每一餐食物拍照、記錄并進行科學分析,而獲得該年度“搞笑諾貝爾獎營養學獎”,這項研究旨在搞清楚飲食習慣與智力之間的關系。如果有人據此認為,這位中松博士只不過是如今流行的“飯前拍照黨”中的一員而已,頂多算作個中鼻祖,那就著實太小看他老人家了。
若要問世界上做出科技發明最多的人是誰?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想到大名鼎鼎的美國人托馬斯·愛迪生。聽到這樣的答案,中松義郎恐怕會毫不遲疑跳出來糾正對方的錯誤。因為自稱已經擁有3300多項發明的他,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至今尚無人超越的“發明大王”,其發明數量遠遠超過愛迪生。
1929年出生的中松義郎自幼便表現出過人的發明天賦,5歲時就發明出用于自動駕駛儀的“自動離心重力調整器”并成功申請ZL,其發明家生涯也由此拉開帷幕,發明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出名后,中松義郎在各種場合聲稱自己擁有工學、法學、醫學、理學、人文等學科的博士學位,但實際上這些學位來由不明,人們在日本官方的博士學位取得名單中并不能找到中松義郎的名字。
不個性,無發明。雖然中松義郎喜歡自吹自擂的處事風格并不招人待見,但他身上的一些光環并非都是夸夸其談。他確實破紀錄地先后16次在發明家國際博覽會上斬獲大獎。
在這樣一位發明“怪咖”身上,我們看到了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不羈的處事風格。拋開其個性不論,創新者的確需要不拘一格的視角和自由獨特的思維方式。這恐怕是中松義郎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通過此次拍賣,沃森說他只是“期待進一步作出慈善貢獻,以便繼續盡我所能,讓偉大思想和莊重氛圍縈繞在學術界”。
有“DNA雙螺旋結構之父”美譽的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在2014年行將結束時作出了一個多少有些讓人瞠目結舌的決定——拍賣他的諾貝爾獎章。這是全世界范圍內,首次有諾獎得主在世時拍賣獎章。
拍賣會定于12月4日舉辦,據估算,這枚獎章的成交價可能高達350萬美元。與此同時,沃森還將拍賣部分手稿和演講稿,總估值為30萬至40萬美元。據國外媒體報道,現年86歲的沃森將捐贈部分拍賣所得,以支持慈善及科學研究,捐贈對象可能包括美國紐約州的冷泉港實驗室、芝加哥大學以及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等。他還表示,除了捐贈外,他將用部分拍賣所得購買一幅大衛·霍克尼的畫作。
憑借發現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沃森1962年與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爾金斯共同摘取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其中,克里克2004年去世后,其家族于2013年4月以227萬美元的價格拍賣了他的諾貝爾獎章。
而對于沃森為何要在有生之年拍賣諾貝爾獎章,外界眾說紛紜,甚至有人視其為沃森的又一次“昏招”。
沃森無疑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全世界都因為他的發現而受益匪淺。但在2007年,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因表示自己堅信某些民族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具智慧而飽受批評。
有人猜測沃森的言論嚴重影響了他的學術收入,于是希望通過出售諾貝爾獎章的方式彌補損失。然而沃森堅決否定了這種看法,他說自己出售獎章絲毫沒有得到眾人同情的想法。不過,沃森希望關注獎章拍賣的公眾能給他一個機會“重返公共生活”。自從2007年爭議言論爆出后,他再未公開發表過演講。
人無完人,孰能無過。耄耋之年的沃森堅稱自己“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種族歧視者”,并認為自己當年“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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