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拓：低碳經濟時代的科學技術

　　《科學時報》約稿談科技與經濟發展這樣一個聽起來很老生常談的話題。我首先想到的是人們熟知的那句話：“科技是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如此家喻戶曉的觀點還用討論嗎？其實，在“低碳”訴求的今天，科技是生產力之說已經不是提高生產效率那樣簡單了，它涉及到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的演變，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和人均能源相對貧乏，家庭的教育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較高的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改革動力的意義更是不同凡響。那就讓我們展開討論一下。

　　鑒于強調“科學”和“技術”有所不同的主張頗有市場，在籠統地談論“科技”之前，我們有必要做些說明和鋪墊，以免不必要的爭議。如果說科學研究是探討人類的未知、技術發明是挑戰人類的未能，兩者皆為人類的智力活動，都存在著興趣的驅使。特別是今天從事基礎研究（科學）和從事應用研究（技術）的人們都高度強調其所研究的問題的影響力（impact），而所謂影響力無論是對科學本身還是對技術自體，最終都落在對人類社會的impact上。因此，我們在討論社會意義時將“科”“技”混為一談還說得過去。

　　人們世俗觀念中的“科技”其實僅僅是人類生產方式從狩獵、農耕過渡到大規模制造等一系列演變中的一個階段的智力生產活動。人類通過機器的發明和使用突破了自身在體力上的極限，通過所謂電氣化（包括今天的數控化），在一些領域突破了自身的運算極限，提高了機器的效率。所有這些可歸結為人類的生產效率，同時也是向大自然索取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于是，人類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時也為自身的未來積累著隱患，即向大自然過度索取的隱患，如資源和能源的枯竭、環境生態的破壞、動植物物種的瀕危以及人類自身的過度繁衍。所有這些揭示了一個事實：大規模制造作為人類生產方式主流的階段該結束了。

　　問題的關鍵在于結束了又如何？人類拿什么來代替大規模制造所提供的生活資源和感官享受？靠什么來再生已經被過度索取的地球？毫無疑問，人類不可能回到農耕和狩獵的時代。即使人類有此決斷，地球上也沒有多余的農田可耕、沒有足夠的獵物可狩了。人類只能向前走，采取以更加聰明、合理而有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以精神和身體的更加健康贏得幸福的感覺。要實現這一點，人類只能靠更加人性的人文、更加理性的科技，以及為此提供保障的更加公平和諧的社會結構。如果我們仍然相信歷史唯物主義，在實現新型的人類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人文意識時，顯然以科技為基礎的人類生產方式的進步是最基本的動力。

　　上述認識自然地導致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開創了以大規模制造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時代的科技將無可代替地成為終結這一時代的推手，其主要特征是通過科技使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消費以質的提高來代替量的提供。舉例來說，我們今天的住房在夏天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來抵消由充足的太陽能造成的炎熱。這在能源的利用上是多么不合理的現象。如果我們的建筑物能夠將與太陽能相互作用產生的能量形式變為熱能以外的能量，豈不既省卻了空調，又多出了房屋供電？再說我們的世博會，各國展館中越來越多的科技和人文信息是通過光電媒介展示給世人的。既然如此，如果我們用更生動、形象、如同身臨其境的全息影像表達方式，一屆世博會是否可以在許多城市同時開辦，實體館和光電虛擬館（在某一城市是實體館）構成完整的世博園，從而省卻大量人員的交通消耗？另外，同新能源產業并行，整個生物醫藥產業基本上屬于主要靠科技而不大量消耗資源的人類追求健康和幸福的方式。這些例子說明科技在低碳經濟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科技對于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不是孤立的，與人文觀念和政治經濟制度有著密切的互動。我們仍拿房屋和太陽的相互作用說事。作為太陽能變為電能的光電材料主要成分的硅元素是地球上最豐富的元素之一，而讓建筑物的屋頂和外墻（至少向陽的部分）統統覆蓋太陽能電池板卻成本不菲。這是由于太陽能電池板的技術附加價值及附加價格太高，人們消費不起。但是從邏輯上說，人類能夠消費得起再用若干年便枯竭的化學能源，卻消費不起可從太陽能得到再生的能源，一定是人類社會中的經濟關系沒有理順。我們的經濟關系尚未適應技術的生產和高度人性化的服務成為人類消費資源的主要提供渠道的時代。我們的人文觀念更沒有達到使上述經濟關系呼之欲出的水平。比如愈加嚴重的官本位環境（與法規上對知識產權和技術資產的不尊重、官辦資本—資源壟斷行業的興起相輔相成）驅使年輕人涌向考公務員這一獨木橋，而冷落了科技行業以及除了類似于“天上人間”以外的服務業。官商結合的經濟生態進一步滋生了“擺譜”文化（如平安保險總裁的6800萬元年薪），構成了推行節約消費的文化障礙。

　　另一方面，在幸福感覺追求上，低碳經濟下的社會不公，特別是對生活資源占有的不公，將越來越明顯地成為人類的大敵。低碳經濟的訴求要求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注重生活資源的合理、有效和節制性的分配。高效的貪婪（如華爾街大鱷）、高度的壟斷（如大型官商）在人們心中的道德罪惡感將更為高漲。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低碳訴求使科學技術和社會公平成為天然的同盟軍。隨著人類對“低碳”在自身延續中的意義愈加理解和自覺，大規模制造業日漸式微，科技不僅在人類生產方式中越來越占據主導的地位，其對政治經濟制度的推動作用將愈加顯現。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人均資源和能源相對貧乏、自然生態環境相對惡化的國家。特別是近年來，低水平的“世界工廠”實踐使中國在本來就先天不足的這兩個領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國制造”的市場在迄今為止鼓勵物質消費的文化習慣下尚且趨近飽和，在提倡節制物質消費的低碳語境下其發展空間將進一步狹小。與此同時，在傳統文化驅動下，中國的父母比任何非東亞國家都熱衷于將子女送入大學，致使中國雖窮，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卻達到美國的數倍，其中工程和自然科學的學生比例相對更高。中國的大學雖然沒有培養出足夠的科技領袖，卻造就了大量的科技秀才（bench researcher）。而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在從事生產技術的勞動，即將先進的科技思路加工為成熟的技術的實踐活動。科技發展需要相對少數作為技術領袖的天才型科學家和成千上萬秀才型技術人員。前者因其人少，而流動性強，可以靠引進滿足一時之需；后者是草根，對于中國這樣的非移民國家來說只能靠土生土長。當技術本身的生產成為人類主要的生產活動時，大量的秀才型研發人員便成為中國發展技術經濟的最大資源，其作用是少數天才型技術領袖所無法代替的，就如同上世紀40年代后期的毛澤東、林彪、粟裕等代替不了作為當時最大的戰爭資源的億萬農民一樣。還要指出的是，和種田及物質產品加工不同，加工技術的科技人員需要更加長期學習和訓練，需要更加愉快的心情。發展技術經濟離不開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