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亮：學術批判與爭鳴為何缺位

　　在中國當下的學術場域中，通常如下的幾種情形是必須予以聚焦考量的：“學術權威主義”的壓制；“學術市場化”的“侵蝕”；“學術制度”的“共謀”。

　　西方學者懷特曾在《分析的時代》一書的開篇指出：“幾乎20世紀的每一種重要的哲學運動都是從討伐黑格爾的觀點開始的。”黑格爾的偉大意義也正是在不斷受到批判中彰顯的，正所謂“我崇敬、我批判”。反觀中國，學術界呼吁的學術批判缺位問題的狀況至今并無任何實質性的改變。眾所周知，作為學術主體的學者自身，在學術場域中將自己的觀點與其它學術主體思想交鋒的過程，能夠不斷而有效地促進學者對自己論點與理論思維的前提進行反思，并在尋求解決學術問題的思維歷程中明晰自己的思維限度，并相互借鑒，從而促成學術增量意義上的學術繁榮。

　　既然作為一種學術繁榮的內生力量，學術批判為何久久不能“出場”呢？這是問題的關鍵，如果依然將問題鎖定在學術批判意義本身，而不去深入到束縛學術批判展開的一些抑制因素的討論上，那么，學術批判靠一種內心的說教無論如何也是等不來的。在中國當下的學術場域中，通常如下的幾種情形是必須予以聚焦考量的：“學術權威主義”的壓制；“學術市場化”的“侵蝕”；“學術制度”的“共謀”。

　　論資排輩在“學統”的意義上是對從事某一領域的學者本身的尊重。但這是否意味著，按照資格即可以論定其所研究的成果一定是與其“權威”資格相吻合的呢？在理工科來講，人們很容易得出答案。人文社會科學因為在人們看來，需要不斷地在閱讀量上厚積的緣故，所以一般人們認同“資格老”等于研究成功的“權威性”。其實，學術權威應該體現在第一流學者的著作里，代表某一范圍某一時代最高的學識。由此之故，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即使發現了一些不同的學術觀點，由于其作者本身的“輩分高”而不敢提出任何疑義，于是只好按照權威“照著講”、“接著講”，而絕不能“對著講”。這一點似乎當一個年輕的學人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開始，便在循循善誘的說教中給定下了“規矩”。進而有了“學生批判老師的觀點為不尊”、“年輕人批判長者的觀點為無知”、“無名之輩批判名家為炒作”等等不成文的清規戒律，于是，“不能批判”成為基本的學界“共識”。這一點上，我們贊同英國牛津大學校長安德魯·哈密爾頓的說法：“中國學生往往不太愿意去挑戰學術權威，發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

　　“學術”與“市場”應該是毫不沾邊的事情。按照錢鐘書先生所見即“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照此之說，目下的學術真是“俗，太俗了”。各種學術共同體的組建并非學術意義上之必須，反倒不過是“利益共同體”罷了，市場的規則就是資本的利益增值。正是在這個基本的資本邏輯下，各種山頭、派系林立，難怪有學者曾直呼“學術江湖”，將學術帶頭人稱為“帶頭大哥”。在這種情勢下，各種門派形成的觀點既不能被外派“挑戰”，也不能被“犯上”的同門所批判。久而久之，學術觀點自身的重復復制就成為眼下諸多學派的必然了。缺乏來自真誠的學術批判的反思性，任何學術都不可能得以良性運行。于是，學者們總是試圖歸入某一名下，納入某一中心，學派之間觀點“老死不相往來”。這樣一來，任何的學術批判都似乎是對此種游戲規則的破壞。正如有學者所說，學術界由學術和文化圣地異化為名利場，使學人和學子由“研究人”異化為“市場人”。

　　單就人文社會科學來講，各種評價制度、發表論文、專家認定、申報項目等等，使得學者不可能直面學術批判問題。應該說，目前對于學術批判更多的潛在意識停留于批判雙方是對人而不是針對其文，結果由其構成的所有關系網形成了對抗。特別是極其嚴厲的學術批判論文更是“得罪人”。正因為這樣，人們往往如是觀之，不能對某些學術權威提出尖銳的學術批判，否則，以后的申報項目中遇到他評審怎么辦？各種學術的游戲圈是否會把我踢出去？各種評獎的設置中是否會有所不利等等，正是基于目前的各種學術制度的現行規則，人們干脆不提出任何的不同意見，即使有，也不會作出任何書面文章質詢。大家情愿各做各的，最終滑向對所有同行的研究成果采取漠視的態度。

　　頗為遺憾的是，正是基于上述之故，“缺乏”學術批判與爭鳴的學術研究只能采用兩種方式展開：一是“注腳型”的學術研究，即只對古今中西的學術權威注解，并無形成多少新論；二是“獨斷型”的學術研究，即在學術研究中不問同行的一己獨斷，造成了資源性浪費。而這帶來的必然是在學術“假繁榮”之后的徹底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