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鳳橋：高等教育應使精英化與大眾化“兼融并通”

　　在多元高等教育經費格局下，需要將政府質量保證機制轉變為政府與社會相結合的質量保證機制。

　　近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閻鳳橋教授應邀在江西環境工程職業學院作講座時介紹說，高等教育的發展要處理好精英型教育與大眾化教育的關系，高等教育如何同時兼容精英與大眾高等教育組織，是高等教育結構面臨的首要問題。在當天的講座上，閻鳳橋針對學術型組織與職業型組織的關系、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教育發展的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公辦和民辦、集權和分權、國際化和地方化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閻鳳橋指出，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無論是在法律制度環境方面，還是在辦學規模和質量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但在新形勢下，對于高校領導來說，要充分認識到高等學校不僅是一個技術組織，更是一個社會組織，只有將自身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基礎上，在精英化與大眾化之間準確定位，辦出特色、辦出效果，方能贏得社會認可、保證高等教育事業基業常青。

　　高等學校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組織，專業化組織有兩個明顯的特點：自主性和信息不對稱。一方面，大學的自主性或獨立性應該得到保證，外界不宜對其施加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由于高校學術人員的工作內容不容易被組織之外的人所理解和認識，在大學組織內部和外部之間有可能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這就使內部人員機會主義行為表現有了可乘之機，不利于學生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對大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進行有效的選擇，同時也不利于高等學校提高辦學質量和學術水平。

　　大學組織的專業化特征造成兩個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增強大學的自主性，減少外界的干預；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學能夠有社會良知，面向社會開放辦學，履行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因此，治理大學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大學的自主性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關系。天平既不能過度傾向于社會責任而忽視大學自主性的一面，也不能只強調自主性而忽視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在高教規模擴張過程中，如何保證大學對社會履行應盡的責任，防止大學的機會主義行為，僅靠大學的行為自律或者道德誠信是不夠的，要在法律和治理機制上尋找合適的途徑。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歐美一些國家提出建立高等教育的社會“問責制”，在擴大和保證大學自主權的同時，要求提高大學辦學的透明度。大學有責任向社會說明，它們是如何使用公共資源的，并且對其行為表現作出解釋。

　　閻鳳橋說，從世界范圍來看，擴大高等教育機會，實現大眾化，是國家民主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但是，在傳統的精英結構下擴張高等教育規模會帶來功能性失調。意大利、德國在大眾化過程中擴張的學生規模被精英大學吸收的比例較高，可由于將大眾化功能與精英化功能放在同一所大學內進行，結果導致了大學辦學水平和質量的下降，影響了大學功能的發揮。而美國、法國在大眾化過程中建立了多元化的分層制度，一些大眾化的學校在新增生源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從而保證了一部分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全國性高校尤其是“985工程”大學具有精英高等教育的特征，地方高校、高職高專、民辦院校則具有大眾高等教育的特征。在此情勢下，如何協調兩者的發展，如何平衡質量和機會，如何使兩者“共融并通”，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進入大眾階段，質量保證問題凸顯了出來。高等教育質量問題要通過建立質量保證體系從制度上加以解決。世界上一些國家主要通過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兩種方式建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市場調節方式的顯著特點是分散性，即賦予高等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高等學校之間通過競爭方式實現質量目的；而政府調節方式的特點是集中性，即制定統一的標準，通過統一的程序實現質量標準。政府調節方式常常把學校作為資源配置的單位，被評為優秀的學校可以獲得較多的資源，而市場調節方式則傾向于把教師和學生作為資源配置單位，通過同行學術評審或學生選擇學校實現資源的配置。換一種說法，政府調節方式是政府與所有高等學校制定一個統一的質量“大合同”，而市場調節方式則是政府或社會與每一所高等學校制定不同的質量合同。由市場調節到政府調節構成一條連續的光譜。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處于這條光譜的何處是恰當的位置，受很多因素影響，高等教育處于何種發展階段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大眾高等教育階段，政府調節方式的有效性減弱，市場調節的有效性增強。出現這種轉變，首先是大眾高等教育規模比較大，必須發揮每一所大學的主動性，采取分散的方式實現質量目的。其次是對資源需求已經超出公共財政能力，需要實行成本補償政策，在這種多元高等教育經費格局下，需要將政府質量保證機制轉變為政府與社會相結合的質量保證機制。

　　談到民辦教育，閻鳳橋認為，由于民辦學校的辦學經費受制于學生學費，所以規模擴張成為民辦學校的發展導向，這就導致了有些學校為了擴大辦學規模，不斷降低錄取學生的標準，進而造成新生的質量低下。提高民辦高校的教學質量，需要校內外的共同努力。在外部，可以通過實施分類辦學制度、經費資助、評估、認證、準入資質、建立市場對畢業生質量的信息反饋體系等方面，對學校的教學質量形成一個有效的激勵和監督機制；在內部，則需要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和辦學者加強辦學質量意識，加強教學投入，因材施教，努力提高自身水平，更好地引導和教育學生。

　　在今天這個日益復雜的社會中，無論是民辦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還是民辦高等教育實踐者，都應采取新的思維方式，從多個視角來分析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問題。對此閻鳳橋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要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待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前景。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在中斷了近30年之后，開始得以恢復和發展。經過20多年的發展，她已經從一棵樹苗長成了一棵小樹，無論是在法律制度環境方面，還是在辦學規模和質量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我們可以說，中國民辦高等教育過去20年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也許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希望她今后能夠長成一棵大樹，能夠與公立高等學校一同履行社會賦予她的崇高使命。對于今后的發展，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耐心，不能急躁，中外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證明，高等學校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于政府部門來講，不要急于采取過分規范和管制的辦法，要允許民辦高校有更長的時間周期來嘗試變革，哪怕失敗難以避免，這樣做也許會犧牲短期的績效，但卻是獲得長遠成功的必備條件。對于民辦高校領導來說，要認識到高等學校不僅是一個技術組織，更是一個社會組織，只有將自身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基礎上，贏得社會的認可，才能保證民辦高等教育事業基業常青。

　　其次，要從系統和比較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前景。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高等教育本身，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與國內研究人員相比，國外人士對于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看法顯得更加積極和肯定。這種肯定的看法，是把民辦高等教育放在社會宏觀系統中加以考慮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私立高等教育研究專家DanielLevy教授認為，與其他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一樣，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超出了政府的規劃能力，使得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既不同于公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多樣性是一種稀缺資源，它將會因為寬松的環境而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自然演變而成的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系統具有特別強的生命力。但是，多樣性生存的環境常常會遭到破壞。政府是一個理性組織，它出于對特定目標和秩序的追求，會出臺一些事與愿違的政策。不好的政策內容和政策方式會使得一些處于萌芽狀態的民辦高校還沒有長大就已經夭折。民辦高校由于追求短期的效益目標而變得同質化，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給基層以更多的自主權，使得民辦高校組織結構變得松散一些，提高組織對于外部環境的適應性，增強組織的生命力。“我相信，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是一所民辦高校無法解決的，必須克服本位利益，積極開展合作，才有利于民辦高等教育系統長遠的發展。”閻鳳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