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醫療保險應探索由個人向家庭轉變

　　用醫保卡在藥店里購買豆油大米，類似亂象不算什么新聞，然而最近發生在浙江諸暨的首例冒用醫保卡案卻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據媒體報道，因為丈夫老周的醫保卡報銷額度更高，患有高血壓的鄒某，讓女兒用丈夫的醫保卡買藥，合計報銷11376.64元，結果母女倆雙雙獲刑。

　　鄒氏母女的行為的確違反了現行社保相關法律規定，判罰可謂有理有據。媒體報道的這個案例給有些人敲響了警鐘，提示冒用社保卡的法律風險，然而，換一個角度看這個案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本身是否有改進空間？

　　對于這種親人之間冒用醫保卡的現象，很多人同情當事人的遭遇，并對法院判決大加批評。這種傾向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很多人盡管富有同情心，但卻不能準確理解個人財產與公共福利之間的關系。應該說，這個家庭的遭遇并非孤例，“冒用”親人醫保卡以緩解燃眉之急是很多家庭的現實需求。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一個人患病只能使用自己的醫保卡享受報銷，社保制度設置是以個人為單位，一個家庭內部有醫保的成員不能將其轉移給自己的親人。問題在于，像醫療這類支出，在現實中個人往往不會獨立于家庭，家庭成員相互支持是常態，公共福利一旦不能滿足個人的需求，就必須依靠其他家庭成員的力量。社保制度目前的規定沒有考慮到這種需求，冒用親人醫保卡屬非法行為，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該制度的社會價值。

　　事實上，以家庭為單位設置社保制度既有現實需求也有理論依據。財務安排往往以家庭為單位，社保這類制度安排屬于二次分配的范疇，以家庭為單位更合理，也更有利于推動社會公平和發展。這與個稅制度有相似之處，一個人繳納多少個人所得稅，除了考慮其個人收支，還要顧及到家庭整體財務狀況，這在當前已經成為各方共識，個稅改革也已經明確“適時引入家庭支出申報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以家庭為單位設置社保制度，使諸暨鄒氏母女這種冒用醫保卡行為合法化，滿足民眾的現實需求，對于提升社保制度的二次分配效率及其對于低收入群體的兜底保障功能大有裨益。

　　在當前的社保體系下，由養老、失業、工傷、生育等保險產生的收入雖然也是由個人獲得，但現實中，由于財務安排往往以家庭為單位，上述收入家庭成員均可不受限制地享用，唯獨醫保報銷部分，普遍無法惠及家人，才導致了浙江諸暨鄒氏母女這種令人同情卻又無可奈何的悲劇。

　　事實上，類似家庭醫療保險安排在營利性的商業保險中都能普遍應用，特別是在一些大型外企，公司為員工購買的醫療保險普遍能惠及家庭成員，為何在保障性的社保體系不能實施？當然，在維持繳費標準不變的情況下，個人繳費、家庭使用必然導致整體保障水平下降，但這并不是什么問題，畢竟社保的核心價值在于為低收入群體兜底，而非為全體公民大包大攬。

　　部分地區也有過醫保“家庭賬戶”的探索，以深圳為例，醫保個人賬戶積累額超過市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超過部分除支付本人的醫療費用以外，還可用于其已參加本市社會醫療保險的父母、配偶及子女在定點醫療機構就診時自付的基本醫療費用、地方補充醫療費用以及子女健康體檢、預防的接種費用。深圳的“家庭賬戶”設置了兩個基本前提，一是對個人賬戶積累額有要求，二是受益的家庭成員本身也要是參保人員。這種制度設計當然不算徹底，其個人賬戶家庭受益的方向卻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