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要分數”異化大學師生關系

　　“要分數”異化大學師生關系

　　不久前，在新學期的第一堂課上，四川大學的劉凡老師(化名)就給自己的學生提前打了一劑“預防針”：到期末考試時，不要來找我要分數。

　　“要分數”已成為大學校園里的普遍現象。8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網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1.1%的受訪者坦言自己上大學時，身邊有過學生向老師要分的現象;41.1%的受訪者感覺答應給學生加分的老師很多。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采訪中也發現，大多數受訪學生坦言，和教師溝通、聯系，都只是為了讓老師“記住自己”，給個好的成績。

　　本應單純的師生關系，為何變得如此功利?

　　考完感覺要掛，就給老師打電話送禮

　　上學期期末，在考完一門專業課之后，貴州大學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的余飛(化名)覺得自己可能會掛科。她在心里盤算著：平時老師對自己的印象還不錯，是不是該打個電話，跟老師好好說說?

　　在大學校園里，存在一條似乎不成文的規定：如果考完感覺要掛，趕緊給老師打電話。

　　進行了一番心理斗爭之后，余飛決定以學習委員的身份為全班同學請愿。她撥通了任課教師的電話：老師，這段時間考試太多，大家都在認真復習，但可能沒有復習到您的考點，感覺不太好。可不可以請您在改卷時放寬松些，也把平時成績給高一點?

　　“我在出差，等我回來再說吧!”這位老師說完便掛掉了電話。

　　余飛瞬間鼻子一酸，眼淚流了出來。她覺得不甘心，又給老師發了條短信。半個小時后，老師回復：“我會考慮的。”

　　余飛很高興：“他回復我，就表示能體諒大家為了其他事情耽誤了學習。”后來，班里的同學果然全部通過，余飛也得了73分。

　　“我相信，只要你夠誠懇、夠堅定，就沒有攻不下的老師。”北京林業大學的于爽(化名)說。大一上學期，她選修的體育課是太極拳，期末考試卻只得了75 分，她纏著老師，硬是重考了兩遍，老師拗不過她，只得給了80分。另一個學期的定向越野，她又用了同樣的方法，成績從70分變成了82分。

　　“我很佩服自己的厚臉皮，不過沒辦法，我必須得這么做。”于爽說。她進大學就立志要轉專業，因此成績排名一定要靠前。最終，她如愿以全班第一的成績轉到了金融學專業。

　　也有學生把功夫下在考前，打電話或發郵件向老師索要復習重點，碰到好說話的老師，就能拿到往年的試卷、考試的題型和重點章節等。即使碰到不愿意多說的老師，也會多多少少得到點提示。

　　某部隊院校邊防指揮專業的馬君(化名)為了“要分”，則選擇了更直接的方式——給老師“送禮”。這個覺悟，則來自同門師兄的提醒。一般來說，女老師就送護膚品、牛奶等，男老師就送煙酒。

　　大一下學期有一門專業基礎課，馬君覺得自己沒考好，就拎著4箱“特侖蘇”牛奶到老師家里，說了一大堆好話，最終拿到了60分。

　　馬君有一套慣用說辭，幾乎是屢試不爽：“老師您辛苦了，這學期讓您多費心了。其實我上課認真聽課，考試前也用心復習了，但是可能是用力過偏，考下來感覺不是很好，只能請您多多關照。”

　　他表示，“有些教師確實就吃這一套，這也并不算是什么‘賄賂’。”

　　要分的學生，大多對學習投入不夠

　　之所以有那么多學生熱衷于“要分”，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分數直接影響著評獎、評優、保研、出國、轉專業、做交換生、參加夏令營等。

　　一門課的分數通常由兩部分構成：平時成績和期末成績。

　　對余飛班上同學網開一面的那位老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考試的試卷都會嚴格按照標準答案來改，老師每給學生一分都要有依據，否則就會被視為評卷不嚴謹，要受處分。但他也承認，問答題和開放性試題的答案并不固定，只要學生言之有理即可，因此這部分評分受主觀層面影響較大。評卷時，他也的確在這些問題上稍微放寬松了些，“我的題目出得靈活，難度有點大，所以對學生寬容些也是應該的。”

　　相對來說，期末考試成績可協調的空間不多，而涉及作業、出勤、課堂表現、論文、課間交流的印象等多個方面的平時成績，其浮動區間則掌握在教師手里。

　　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數據，在受訪者中，“避免掛科，拿不到畢業證書”(70.9%)和“想把成績拔高，為評優、保研、出國鋪路”(66.1%)是“要分”行為的兩個主要原因。

　　在有過“要分”經歷的山西農業大學大三學生崔明威(化名)看來，找老師要分的學生可以分成三類：一是做社團或學生會工作的，經常跟老師打交道，在學校里人脈很廣，也耽誤了不少學習時間;二是申請出國或忙于實習、創業的，沒有太多時間用于學習;三是窩在宿舍、網吧里，整天打游戲的。前兩類人對分數的需求很高，第三類人只求“低分飄過”。三類學生的共性，都是對學習的投入程度不夠。

　　“對于前兩類人，老師大都有‘惜才情結’，會很給面子的。找老師的學生，也大都是明白這個道理。”崔明威說，而第三類學生，如果單純打電話求情，老師一般也不理會，通常為了不掛科，這類學生會更多地把腦筋花在如何作弊、求同學照顧上。

　　崔明威就是“第一類人”。他在校學生會和廣播站都擔任干部，并負責所在學院的不少實踐活動，活動在宣傳和評比上給學院帶來實質性幫助。學院的分團委書記、分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因此也都認識他。當他成績不好時，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老師，就直接找團委書記，通過他的人脈讓那些任課老師放自己過關。

　　“老師覺得我是個人才，因為做學生工作而耽誤了學習是可以諒解的，不會讓我這樣的學生因為掛科而拿不到學位證。”崔明威毫不避諱，“學生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很會為人處事，畢業之后很有發展空間，一點也不比那些‘學霸’差。”

　　經常“套磁”的學生會受到照顧

　　在“前兩類人”中，用心的學生都會在平時就注意和老師“套磁”、搞好關系，這樣便能更加輕松地避免不掛科或者拿到高分。

　　安徽大學電信專業的陸旭(化名)就是如此。雖然經常逃課，但他卻在這方面頗有心得。一次做大學物理實驗時，老師抽不出時間去接上幼兒園的兒子，他立刻瞄準機會，自告奮勇地幫老師把兒子接了回來，博得了老師的好感。期末考試后，他提出請老師吃飯，先是懊悔自己沒好好復習，可能考砸了，又委婉地表明自己不想掛科的想法。老師盡管批評了他幾句，但最終還是給了他70分。

　　陸旭也表示，并不是所有求情的學生都能讓老師買賬。“有的同學比較‘懂事’，老師喜歡他，才會給他加分，換其他人就不一定能成。”

　　國際關系學院的周宇(化名)也強調，自己平時就注意積極與老師溝通，考試時再向老師求情就不顯得突兀。

　　“跟老師關系非比尋常的學生都能受到優待，這是個公開的秘密，得到照顧的同學心里都有數，剩下的就只能被蒙在鼓里了。”四川一所重點大學的李歷(化名)說，經常和老師“套磁”，或者跟老師做過實驗、課題的同學，自然會受到老師的照顧。

　　李歷也坦言，因為要出國，有時的確是為了成績才跟老師搞好關系的。比如高數和物理化學兩門課，李歷都不擅長，他特意經常向老師請教，有時還專門去老師辦公室問問題。最終，盡管學得并不是最好，但兩門課的平時成績都是滿分。

　　在大三的一門專業課上，他感覺考的很糟糕，沒想到還沒等自己聯系老師，老師就主動給他打電話問怎么回事。得知他考前有事去了外地，耽誤了復習，老師很寬容，既給他評講了試卷，又讓他重做一次，最終還給了他90多分，比第一次考試的60多分大大提高了。

　　這位老師“特殊照顧”的原因，是因為在大一時，李歷選修了該老師的選修課，并在一次課堂作業上，讓老師對他青眼有加。之后，通過課間閑聊、節假日發短信，他跟老師慢慢熟悉起來。大三，在該老師的專業課上，李歷又表現得相當不錯，老師就更喜歡他了。

　　在李歷身邊，有一些在他看來比較“高傲”的學生，他們非常優秀，專注于學業，不用靠和老師搞好關系就能獲得高分。但他自認為自己不夠擅長讀書，因此不像這些學生有“高傲”的資本。“成績不好還不跟老師搞好關系，說好聽點叫不懂事，說不好聽點，那就是找死。”

　　學生認為人情社會就該主動利用資源

　　在記者采訪的大學生中，反感“要分行為”的學生竟然只有一兩個，大多數學生都表示這是正常現象，可以理解。

　　崔明威認為，無論是“求不掛”還是“求高分”的現象都很正常。“事實就是這樣，中國一直都是一個人情社會，絕大多少人考慮的都是個人利益，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相對的公平。”

　　大一時剛開始接觸這種現象，崔明威也曾覺得不可思議。后來見得多了，他的思想發生了松動。他回憶自己在上初、高中時，也會有一些同學主動跟老師接洽，以博得老師好感，有些家長為讓老師關照自己的孩子，會給老師送禮。

　　“如果我因為沒有找老師而掛科，其他人找老師則拿了高分，我肯定不會反感，這是我自己不主動，我該后悔的是沒去找老師。”崔明威說，他認為，找老師的學生，其實是在合理地利用現有的資源。

　　他認為，學生向老師求情、送禮，與向官員行賄同理，即使實際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賄就會焦慮不安，感覺會被人擠掉，只有行賄才能讓自己心安。

　　他舉自己的例子說，“同理，廣播站有些小朋友跟我走得很近，我有資源就會首先想到他們。對于那些不愿意搭理你的人，你肯定也不愿意照顧他。所以，只要你自己不主動放棄和老師接觸的機會，任何人都可以爭取到這樣的資源。”

　　浙江大學的王睿發現，“要分”行為隨著大家年級的升高，會變得越來越普遍。大一上學期，班里很少有人這么做，“后來不知怎么就傳開了，也沒人覺得找老師要分是多么可恥的事情，跟風的人也就多了。”

　　王睿了解到的老師中，愿意給學生加分的，以青年教師居多。中年教師、老教授則相對比較嚴格，認為放縱反而是害了學生。

　　“要是遇到固執的好老師，即使送禮也不會放你過。”崔明威說，“首先老師會反感你，其次他們認為放你過其實是在縱容，只會讓你繼續墮落下去。”

　　真正的好老師應該對所有學生負責

　　“無論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老師要分數都是不對的，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黃偉迪老師說，“老師這樣給分，有違考試的公平性。”

　　他也承認，這種行為在高校里已成公開的秘密。“想要禁止，實屬不易。這樣的情況多是師生雙方私下的交涉，除非學生投訴，外人很少知道。學校即使要監管，也無從下手。”但對他自己而言，但凡聽到與期末成績有關的電話他就立即掛掉，或者直接拒絕，很多學生都在他那里碰了壁。有同學評價說，黃老師“滴水不漏”。

　　對此，黃偉迪說，“每個學生的平時成績都是由老師主觀評定的，因此老師更要公正地衡量學生的表現，給出其應得的分數。這不是人情問題，而是教師的職業操守問題。希望老師每給學生一分，都要慎重思量。真正的好老師應該對所有學生負責，而不是只滿足部分學生的不合理要求。”

　　李歷卻認為，反對這種行為的人太過絕對了。“人與人的交往肯定帶著某種目的。師生相處，最開始肯定是有求于對方的。”他跟許多老師關系都很好，基本都是從向老師請假、問問題、探討大學生活和就業方向開始的。但他認為，“交流是相互的，這個過程也會逼著你進步。”

　　崔明威也認為，“跟老師交流的學生成績肯定不會差，你有和老師交流的談資，最起碼對這門課要有一定掌握。”他舉例說，如果你跟一個歷史老師交流，而你根本就不懂歷史，那肯定是無話可說的。

　　劉凡一直對原清華校長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的一段話感觸頗深：“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反觀今日師生之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

　　在四川大學從教20年，他看到師生關系在慢慢異化，“要分”現象則是這種異化的一個突出表現。他建議大學生，不妨真誠地與老師探討課程、生活、社會問題。“摒棄分數的干擾，少一些利益的糾葛，師生關系會純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