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庚,我國著名心理學家。1903年8月10日生于安徽省全椒縣金城港村,1916年考入清華學校,1924年清華學校畢業后到南京東南大學借讀一年,1925年留學美國,1930年在斯坦福大學心理系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到歐洲考察一年,回國后在清華大學心理系任教授,1937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哲學心理學系任教授和心理學組行政負責人,同時還兼任清華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系主任,1946年復員回清華大學,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學教授。他是1937年成立的中國心理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50年在中國心理學會全國總會上當選四位常務理事之一,同年被聘為中科院專門委員和中科院心理所籌備委員。1982年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編委,1984年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顧問,1985年任中國心理衛生協會顧問,1986年被聘為北京心理學會顧問。1996年2月4日在北京去世。
作為中國實驗心理學學科的奠基人,周先庚先生一生勤奮工作,成就卓著,為中國現代心理學的創建與發展貢獻巨大,功不可沒。
在心理學講壇執教58年,周先庚培養出了大批學生,如曹日昌、陳漢標、敦福堂、徐聯倉、曾性初等一大批心理學家,有的學生進入了生物學領域,如張民覺、鄭丕留等人,還有成為了人類學家的田汝康……
1903年生于安徽全椒的周先庚先生,在他22歲那年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一學期后,因受心理學吸引轉入心理學系學習,自此開啟了他漫長的心理學生涯,成為中國實驗心理學這門學科的奠基人,為中國的心理學作出了開拓者的貢獻。
周先庚在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研究的課題是漢字知覺與閱讀心理學研究。“五四”運動前后,周先庚在清華求學期間就受到白話運動的影響,發表過討論漢字橫豎排問題的文章。接觸到西方心理學之后使得周先庚找到了一種科學方法用以解決中國文字改革所遇到的問題,并有助于漢字心理學的發展。
漢字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不能坐等西方心理學界去研究它,漢字心理學領域的開拓是中國心理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當周先庚決定開展漢字閱讀和理解問題之后,遇到了一個困難,那就是當時心理學領域的各種速示機并不適合用于他的研究主題。當研究主題受困于方法和工具的時候,更換研究主題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周先庚認為方法和工具要為問題本身服務,不能讓問題去為方法和工具服務。
歷盡艱辛之后,周先庚終于自行設計、研制成功了“四門速示機”,專門用于研究漢字橫排和豎排對閱讀影響的問題。這臺速示機具有自助性、方便性、呈現時間精確、閱讀材料量大而且可以依次迅速呈現等特點,這是當時用于研究英文閱讀的儀器所不具備的。尤為重要的是,這臺速示機完全符合周先庚的研究需要。這臺實驗儀器是中國心理學者對心理學研究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曾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以這個機器為工具,周先庚順利完成了博士畢業論文的工作,并將其中的五項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在美國權威心理學期刊上。正是由于周先庚勤于動手、動腦,他在留學期間發明、改進數種心理學研究儀器或工具。憑借“四門速示機”的發明,周先庚被選為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學會會員,榮獲金鑰匙獎。
周先庚留美期間對國內心理學的發展極為關注,撰寫文章向國外同行介紹心理學在中國發展的情況,并把國內心理學文章撰寫成英文摘要發表到期刊上,這是中國心理學發展情況首次進入國際心理學界的視野。
周先庚學業將滿之際,最大愿望就是回國到清華大學創辦心理學系和心理學實驗室,為推動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作出貢獻。
1930年,周先庚獲得博士學位,在赴歐洲游學一年后于1931年2月回到北平,如愿以償任教于清華大學心理學系。
任教伊始,周先庚就十分重視實驗心理學課程和心理學實驗室的建設,因為他深知這二者對于科學心理學的重要價值。他在講授實驗心理學課程的同時,與心理學畢業生牟乃祚著手編制完成了《初級實驗心理》,共包括46個心理學實驗的內容及實驗步驟。1932年,《初級實驗心理》由心理學系鉛印之后供學生使用,這對心理學學生的專業訓練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是國內最早編著的心理學實驗手冊。
周先庚十分重視心理學實驗室建設,他對清華大學心理學實驗室的設備如數家珍,還將實驗室的情況介紹到國外期刊上讓同行們了解心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他利用從國外購置的先進儀器在國內較早地開展了皮膚電研究以及心理狀態的電生理研究。
周先庚一直強調研究心理學一定要做“實”的研究,而不是“虛”的研究,這種主張大大強化了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偏重科學取向的傳統。經由周先庚的推動,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們在實驗心理學方面獲得了系統訓練,為他們日后在各自領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周先庚十分珍愛這些實驗儀器和設備。抗戰爆發,清華大學心理學實驗室的儀器設備被輾轉運到了昆明,經一路顛簸,破損嚴重,周先庚對它們盡力修繕,使之能用于學生的實驗研究和學習。艱難的環境并沒有阻礙周先庚在實驗心理學方面的熱情,他又籌建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不僅供本專業學生使用,還供其他專業學生進行參觀,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和素養。如今云南師范大學校園內西南聯合大學遺址所保留的幾間房子,正是當年心理學實驗室所在地。
周先庚很早就明確了心理學的應用性,甚至認為實驗心理學應該是一門應用實驗心理學。作心理學研究要為生活實踐服務。他認為選擇一項心理學研究課題不僅要有理論意義,更要有實際應用價值。
20世紀30年代,周先庚應邀參加了晏陽初等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工作,探討平民識字能力與年齡之間的相關性,并得出一條曲線,被人稱作是“周先庚曲線”。
周先庚留美期間研制“四門速示機”花費了700美元,研制成功之后卻一時看不到它的應用價值,就用同學們的話來自我解嘲:“它是為了科學的興趣!”在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工作中,周先庚看到了這個儀器的應用價值,于是特意致信斯坦福大學詢問這臺儀器,并獲贈得到了它。其后周先庚將這臺儀器應用到平民識字測驗工作之中,也了結了他對“四門速示機”應用性的心愿。1934~1935年,周先庚還受聘為北平協和醫學院名譽講師,利用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先進儀器開展臨床工作,并指導臨床心理學和皮膚電研究,充分發揮這些科學儀器的應用價值。
周先庚認識到中國人的顏色偏好對于廣告、印刷、服裝、裝飾等方面都有極為重要的應用價值,于是和陳漢標開始合作研究中國人的偏好,一方面為顏色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提供指導作用,另一方面為了同國際同行的研究形成對話,他們還將研究結果發表到國際心理學期刊上。研究結果表明當時中國學生最喜歡白色和藍色,他們分析國民政府的國旗顏色可能影響著中國學生顏色偏好。中國人顏色偏好是周先庚一直很重視的問題,1986年他又指導學生完成一篇中國學生顏色偏好的研究。兩項研究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為研究中國人顏色偏好的時代變遷問題保留下了珍貴的實證資料。
1935年夏天,南京中央研究院和清華大學理學院開始協作開展研究工業心理學,自此周先庚開始積極開拓心理學在中國工業中的應用工作。8月底他與陳立、陳漢標、鄭丕留等人開始進入北平南口機廠開展職工合理化建議制度的調查研究,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探索調動職工積極性的途徑。這項研究共持續了兩年時間,周先庚和陳立等人深入到機廠職工中間,與職工進行訪談,鼓勵職工們積極參與數據采集工作。不幸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南口機廠的工業心理學調查研究工作不得不停止。這是中國最早的工業心理學調查工作,周先庚也成為中國工業心理學先驅人物之一。
發展中國心理學就必須有自己的學術期刊和團體。1936年,周先庚與陸志韋、孫國華合作創辦了《中國心理學報》,任編輯兼發行人。最初他們靠每人捐200 元自行印制發行。同一年,周先庚和當時京、滬、寧三地32名心理學者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心理學會,使得國內心理學者有了自己的學術團體,為中國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組織保障。遺憾的是,心理學會成立不久,抗戰爆發使得中國心理學會未能發揮其應有的職能和作用。
西南聯合大學時期,周先庚任哲學心理學系心理組的行政負責人,帶領幾名教師執守在心理學事業上。面向社會的心理學應用性工作受到了時局的影響,難以開展進行。周先庚于是轉向心理咨詢工作,曾籌劃成立心理服務社,后創辦“青年問題顧問處”。另外,他還多次到政府機關、部隊、警署作講座,推動心理學的應用。
1945年3月,周先庚受邀參加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主題統覺測驗創始人莫里(H.A.Murray)主持的軍事心理測驗工作。這項工作準備從軍隊中選拔一批傘兵,將他們投放到日本侵略者防線后方,執行情報、突襲等任務。周先庚感到將心理學應用到抗日戰場上是很光榮的事情,于是作為中方負責人,帶領一批師生參加了這項工作,前后從2000余名士兵中選拔出了800名作為傘兵候選人,后因日本投降,傘兵任務并未實施。這次傘兵選拔工作開創了現代心理學在軍事人員遴選中應用的先河,具有領先時代潮流的先驅性質。
正是在這次合作中,周先庚與莫里結下了深厚友誼。1947年,周先庚赴美休學術年假考察學習。此間他在給莫里的信中提到,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到美國講授 “中國牌心理學”(Chinese brand of psychology),周先庚努力發展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的愿望躍然紙上。
1950年,心理學界開始了全面學習巴甫洛夫學說運動。1952年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并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學專業,自此周先庚任教于北京大學。
早在1929年周先庚在美國留學期間就曾親聆巴甫洛夫的學術報告,1947年赴美休假考察期間很敏銳地察覺到巴甫洛夫學說對心理學的影響,回國時就購買了兩卷本英文版《條件反射演講集》。當學習巴甫洛夫學說熱潮到來之時,周先庚與夫人鄭芳著手從英文版翻譯出了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演講集》,后經多部門合作對照俄文版原著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為國內學習巴甫洛夫學說提供了權威性的資料。周先庚不僅積極參與到巴甫洛夫學說的推介工作之中,還提出建立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實驗室的設想,以開展基礎研究工作,并提出了應用性條件反射研究的觀念。
此時,周先庚意識到用條件反射的方法研究大腦并不是唯一途徑,于是確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尋找新的心理活動指標,即皮膚電反射。早在20世紀30年代周先庚就曾開展過皮膚電反射的研究工作。自1956年,周先庚相繼翻譯出了六七部相關著作,為教學、科研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可惜這些譯著僅有一部在當時得以出版。在當時研究條件不充足的情況下,周先庚經常以自己為研究對象開展各種心理狀態下的皮膚電水平與變化特點的研究。
為了繼續推動心理學的應用,周先庚和鄭芳開始撰寫心理學科普著作,以使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心理學。1957年他們合著的《談天才》得以出版,并將部分章節發表到《中國青年》雜志上,并為該雜志撰寫了“談獨立思考”、“談興趣”等多篇文章。周先庚認為,“科普工作者是把高深的理論轉換成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的通俗知識,進而起到教育人民、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作用”。他在心理學科學普及方面的工作何嘗不是他強調心理學應用性的體現呢。
“文革”開始后,心理學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批判,并被撤銷,周先庚也因曾在國民革命軍中參加傘兵選拔等工作,而受到殘酷的批斗,下放農場、工廠勞動改造。 1971年9月在北京大學心理學實驗室的一次搬遷時,學生們圍著地上放置的人腦等人體模型好奇,周先庚對同學們說:“總有一天還會需要心理學的!”作為一名心理學家身處逆境,他仍沒有放棄自己專業的信仰,仍然對未來充滿信心!
1977年,心理學重獲生機。周先庚第一件接手的任務就是審校北大心理學系教師集體翻譯的克雷奇著《心理學綱要》一書,三年后正式出版發行。該書又經多次印刷,發行量極大。1980年周先庚開始組織師生翻譯希爾加德的《心理學導論》一書。此后相繼翻譯、審校了多部著作,這些譯著在心理學重建時期為國內學者接觸、了解國外心理學現狀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9年3月,周先庚看到《光明日報》的一則題為《漢字如何進入電子計算機——全國漢字編碼學術會議情況介紹》的報道,因為自己一直對漢字心理研究情有獨鐘,就到處打聽如何加入這個學會。可見他心中始終記掛著心理學能夠解決一些中國人自己的實際問題。也正是受到周先庚在漢字閱讀心理研究的影響,他的學生曾性初走上了漢字心理研究的道路。
1987年,周先庚因離休離開了教學科研第一線。在心理學講壇執教58年,培養出了大批學生,曹日昌、陳漢標、敦福堂、徐聯倉、曾性初等一大批心理學家都是他的學生,有的學生進入了生物學領域,如張民覺、鄭丕留等人,還有成為了人類學家的田汝康。聆聽或領略過周先庚教誨的后輩心理學者更是不計其數。而周先庚對學生們的關愛也是眾所周知的。他一直保留著學生們的名單,記錄著他們的簡歷和研究方向。
1996年,周先庚先生去世,離開了他熱愛一生的心理學。
周先庚的筆名“伏生”,是他幼年時叔叔周聯奎為他起的,他自己查過:“伏生”是我國秦漢時期著名史學家,曾經用壁藏和背述的方式,躲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保存了我國著名史典《尚書》的故事。而周先庚也正是以伏生為榜樣,畢生保存了大量心理學珍貴史料,成為這次我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的一個亮點。伏生在世99歲,九十多歲時受漢文帝之命復述缺失的《尚書》,周先庚在世93歲。他們相隔二千多年,是巧合,也是一種傳承!
由周先庚先生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一是專注和執著的專業精神。即使在條件艱苦、連遭不幸的抗戰時期,或五六十年代心理學風雨飄搖之時,他都堅定不移地盡己所能努力去做,決不放棄。
二是積極開拓,進取創新。長期從事以實證為基礎的實驗心理學,必須有相應的儀器設備作支撐,為解決研究工具,從學生時代就開始自己動手設計研制新儀器。所研究的領域也不斷開拓,涉及方方面面:有理論的也有應用的,包括實驗、教育、工業、軍事、社會、青年、心理學教學和普及,并鼓勵后輩積極創新,發展新興分支。
三是服務社會的實踐精神。“有益于世”是周先庚研究學問的宗旨,從平教會七年的細致工作,到南口機廠、中央電工廠等工業調查,探索為軍事上的應用和創辦解決青年問題的心理服務社,無不圍繞著一個中心:心理學不是空頭理論,一定要用于社會,服務于人民大眾。
四是“中國牌心理學”的本土意識。無論在何時何地,不忘自己是中國人,要為國爭光,要創中國牌。根據中國的國情需要,研究中國的問題;并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情況和取得的成績,不在西方人面前低頭,希望有一天到美國去講授“中國牌心理學”。
從周先庚求學的上世紀20年代,到他學術黃金期的三四十年代,再到動蕩的五六十年代,直到進入老年的七八十年代,上述幾個特點始終一以貫之,可以說這是上一代知識分子可貴精神的共同寫照,是周先庚留給我們的最好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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