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強勢的中國政府碰上了轉基因墻

　　美國知名雜志《紐約客》日前發表文章《中國政府能否扭轉民眾反對轉基因的態度？》，稱在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巨大的困擾，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一直持謹慎的態度，而即便是像北京這樣強力的政府也不能強迫警惕的人們接受轉基因食品。

　　中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卻只有7%的可耕種面積，這樣食品安全問題成了一個巨大的困擾。增加農藥和肥料用量的手段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顯著提高作物的產量了，而因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惡劣氣候條件也使得水稻這樣的主要糧食作物產量變得不穩定。所以，政府開始斥重金研究轉基因作物。去年秋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CCCPC）發表了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之前關于農業政策的演講稿，他強調科學家們應該“大膽地研究和創新，（并且）占領轉基因技術制高點。”最近的五年計劃將加強包括農業在內的生物技術列入了“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中。

　　近日，我與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著名植物遺傳學家高彩霞進行了交流。之前，該研究所位于一個陳舊的蘇維埃風格建筑中，但是在今年春季，他們研究所得以擴增，并翻新設施，現在他們不僅有乒乓球桌、咖啡廳，還在一樓建設了一個開放性實驗室，里面配備了全新的顯微鏡、離心機和其他的一些實驗設備，供給各個實驗組公用。高彩霞把我領進一個新的溫室，由于溫度突然升高，她的眼鏡立即蒙上霧氣。在丹麥工作了十年后，高彩霞于2009年回到中國，帶領中科院名下的一個基因組編輯研究組。她研究過抗藥性水稻和抗旱性谷物。她最新的研究涉及小麥基因組片段的編輯，增強植株對因真菌引起的白粉病的抗敏性。（雖然白粉菌可以被殺菌劑控制，但是殺菌劑有毒，會對農民產生危害。）去年，她的實驗組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發表了研究結果，并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高彩霞向我指了指一些紅色土罐子，每個里面都長著細長的小麥綠芽，這些土罐子的邊緣都纏繞著白色的膠帶。她驕傲地說，“這些有標簽的都是遺傳修飾小麥。”

　　就像中國的其他植物遺傳學家一樣，高彩霞尚未在除實驗室和溫室以外的地方見過她的轉基因作物。在政府投資的所有項目中，轉基因食品面臨著公眾強烈的反對，并被大面積地禁止在市場上銷售。高彩霞說：“這項技術愈漸成熟，可預見性也越來越強，但爭議也越來越大。”在1997年，中國授予了第一個轉基因作物的商業許可證——棉花，現在轉基因棉花已經大量種植。而最近的一個商業許可證則是在2006年授予木瓜的。此后，商業化的前景徹底滯怠；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獲得了生物安全證書——這是商業化之前必須進行的安全評估過程。

　　張啟發就是為數不多的取得了此類實驗許可的科學家之一——在2009年，因轉入蘇云金芽胞桿菌的一個基因而表達出抗蟲性狀的Bt水稻獲得了許可。而這一成果卻使張啟發受到了輿論的攻擊，甚至威脅到了自身的安全。2010年，張啟發在中國農業大學發表關于轉基因食品的講座時，一名男性觀眾向他投擲一只陶瓷杯，險些砸中。一名女觀眾甚至大喊：“張啟發是賣國賊！”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憂慮被“綠色和平”組織、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知名電視主持人和一些反西方情緒的表達等人或組織煽動得越來越高漲。中國日報在網上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84%的人堅信轉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

　　形形色色的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消息揭示出中國政府內部的極端分化，以及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高度敏感。而其中的許多研究都得到了國家科技部的項目支持，并借此提高中國科研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測試和最終商業批準的許可證卻由十二家機構的代表組成的聯合部長級會議聯合授予。這個會議由農業部負責召開，其隸屬于國務院，因此不得不考慮“社會穩定”的必要性——，即避免公眾的不安。“簡單地說，問題主要在于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抵制，這使得政治領導人對于是否將其商業化猶豫不決。”英國諾丁漢大學曹聰教授對我說。他是關于中國科學政策方面的專家。習主席的演講指出：“（轉基因）在研究上要大膽，在推廣上要慎重。”

　　中國并非唯一一個為此而擔憂的國家。最近，美國墨西哥風味快餐公開表示該公司嚴禁在墨西哥卷餅里使用轉基因原料，受到了公眾的廣泛贊賞。但是這一行為立即受到了例如美國醫學會這樣主流研究機構的反駁，他們指出并沒有數據證實吃轉基因食品會危害人類健康。在中國，一些科學界的博主和官方媒體也發表過相同的觀點。但是由于單獨的個體影響甚微，所以公眾們并不相信他們。

　　生活在現代化的中國就得不斷地擔心食品安全問題。上至好色貪財的腐敗官員，下到電視選秀節目黑幕，這些丑聞在媒體上層出不窮，卻很少像有毒的食品那樣充分激發公眾的想象力：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造成了至少6名嬰兒的死亡，并將超過五萬名嬰兒送進了急診室；2011年，某農戶因使用過量的膨大劑導致西瓜爆炸；2013年，廣東省政府承認當地44%的大米被檢測出重金屬鎘嚴重超標。這導致公眾越來越懷疑政府是否真的會加強食品安全執法。

　　正是這種不信任導致推廣新的食品技術變得尤為艱難，即使中國需要這樣的技術。“如果政府說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中國人民并不會相信。”薩塞克斯大學的人類學家Sam Geall告訴我。他最近在北京進行實踐調查研究。在過去的18個月中，Geall研究了中國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觀點。信用度的喪失和可信的鑒定人員的缺乏使得公眾難以從真相中篩除謠言，他說：“這可能會是最明顯的案例，那就是中國輿論可能拖延或者終止一個政府支持的創新道路，而這一結果的好壞暫無定論。”

　　在國家計劃的許多領域中——從長江的改流和筑壩工作，到為修建機場和高速公路破壞許多農田等等——中國的領導人都不大會被輿論左右。然而食品卻是關乎個人的、有形的，并且不可或缺。近幾年，普通的中國公民竭力避免那些他們認為的、由于政府部門監管不足所流出的問題食品。奶粉的走私事件數量上升，導致英國的超市開始限制每位顧客的奶粉購買量。Geall早期的研究表明，在中國，越是受教育高的人越是抵制轉基因食品；他們需要選擇，特別是關乎他們的晚餐問題。即便是像北京這樣強力的政府也不能強迫警惕的人們接受轉基因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