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藥正轉型為全球創新源頭2024年度醫藥行業創新趨勢回顧

2024年11月，美國知名風投公司Atlas Venture發布了年度醫藥行業回顧視頻，聚焦行業創新趨勢。他們梳理出2024年度醫藥領域的50個代表性創新趨勢詞匯，并精選其中6個最具代表性的趨勢，包括：肥胖（Obesity）、中國（China）、免疫學（Immunology）、人工智能/機器學習（AI/ML）、研發活力（R&D Dynamism）以及患者影響（Patient Impact）。

一、肥胖

1. 減肥市場規模持續增長

2014年，美國肥胖患病率為38%，當年共有4款相關藥物獲批，總銷售額約為10億美元。到2024年，雖然肥胖患病率僅略有增長，但藥物銷售額卻實現了顯著飛躍。其中，兩款核心藥物——Zepbound（Tirzepatide）和 Wegovy（Semaglutide）——累計銷售額達到160億美元，較十年前增長了16倍。根據Jefferies的預測，到2030年，全球GLP-1藥物市場規模預計將擴大至1200億美元，其中超過50%的收入將來自肥胖治療。由此，減肥藥已成為醫藥行業中最大的藥物類別。

2. 腸促胰素的健康益處不斷擴大

腸促胰素類藥物不僅在肥胖治療中表現出顯著療效，還在初步研究中展現了對肝臟、腎臟及心血管系統多種疾病的潛在治療效果。在腎病治療中，司美格魯肽被證明能夠將腎臟不良事件的發生率降低約5%。

在肝病治療方面，替爾泊肽展現出顯著療效。研究顯示，在接受15mg替爾泊肽治療的患者中，MASH緩解且纖維化未惡化的比例高達73.9%，而安慰劑組僅為12.6%。這一結果凸顯了替爾泊肽在改善肝病方面的巨大潛力。

在肥胖相關的癌癥研究中，GLP-1類藥物能夠有效降低結直腸癌的發病率，為肥胖患者的癌癥預防提供了新的治療方向。

在心力衰竭的治療中，司美格魯肽表現出積極效果。研究表明，該藥物能夠改善心臟功能，并顯著降低心臟相關疾病的發生風險。

在死亡風險的干預研究中，司美格魯肽能夠在心臟病發作期間降低中風發生率，從而減少與心血管事件相關的死亡風險。

在前驅糖尿病的干預研究中，接受替爾泊肽治療的患者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降低高達94%。

在睡眠呼吸暫停治療中，替爾泊肽組患者的緩解比例最高可達51.5%。

在自身免疫和炎癥性疾病領域，GLP-1類藥物展現出令人關注的治療潛力。多項早期試驗表明，這類藥物對肥胖相關合并癥（如哮喘、銀屑病和化膿性汗腺炎）具有積極療效。

在阿爾茲海默癥中，司美格魯肽有降低阿爾茲海默癥發生的潛力。

3. 減肥賽道管線繁榮和擁擠

當前減肥藥市場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截至目前，已有5款減肥藥獲批上市，而在研藥物超過100款，其中超過75條臨床管線聚焦于靶向腸促胰素（如GLP-1類藥物）。此外，一些新興靶點也逐漸引起關注，如CB1（大麻素受體1）和GDF-15（生長分化因子-15）等，為減肥藥物的研發注入了更多可能性和創新動力。這種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預示著減肥藥領域的進一步擴張和突破。

4. 他汀類藥物：最為接近的藥物類別

減肥藥的市場發展軌跡和影響力與他汀類藥物有諸多相似之處。他汀類藥物自上世紀70年代被發現后，經過20年的發展，重磅藥物立普妥（Atorvastatin）問世，憑借卓越的“best-in-class”特性，長期占據市場超50%的份額。類似地，減肥藥市場正迅速崛起，核心藥物如司美格魯肽和替爾泊肽已取得強勁的市場表現。

此外，業界曾積極探索他汀類藥物的多效性（如治療癌癥和阿爾茨海默癥），盡管相關研究未獲突破，但利用組合療法及新作用機制進一步降低LDL-C和保護心臟的探索仍在進行。減肥藥也正步入類似階段，隨著其在肥胖相關并發癥（如心血管疾病、癌癥、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等）中的潛力被不斷發掘，市場繁榮程度使大藥企幾乎無法置身事外。

正如他汀類藥物曾重新定義心血管疾病的治療策略，減肥藥也在重新塑造肥胖及相關疾病的管理模式，推動整個行業進入一個多元化、高競爭的新時代。

5. 減肥藥正在對整個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消費行為的改變：GLP-1類藥物通過抑制食欲和改變飲食習慣，顯著影響了食品消費結構。據統計，加工食品的消費額因其影響減少了約60億美元，這種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健康飲食理念的普及。

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肥藥的興起顯著改變了丹麥經濟格局。GLP-1藥物龍頭企業諾和諾德（Novo Nordisk）的市值已超過丹麥全國GDP，成為經濟的重要驅動力。預計2024年，諾和諾德的業務將貢獻約50%的丹麥經濟增長，為國家經濟注入強勁動力。

社會和人力資源效益：減肥藥帶來了廣泛的人力資源收益，包括幫助更多人保持健康體重，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與肥胖相關的病假和醫療負擔。同時，它支持了帶薪休假的工作崗位，進一步改善員工福利和工作環境。

消費渠道與醫藥零售的崛起：GLP-1藥物也帶動了消費者渠道和藥店的發展，促進了醫藥零售產業的繁榮。這類藥物的高需求推動了銷售渠道優化和服務升級，為消費者提供更便捷的購藥體驗。

減肥藥的影響不僅限于健康領域，還深刻地改變了經濟、社會和商業格局，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社會級別的變革力量。

二、中國

1. 中國從創新支持轉型為全球創新源頭

10年前，中國企業在全球醫藥行業中主要被視為高性價比的合作伙伴，專注于支持海外公司開展藥物研發與生產，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潛力的新興市場。而今天，中國已逐漸成為全球新藥的重要來源，涌現出多家成功的全球性企業（如百濟神州），并發展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

中國企業在腫瘤和非腫瘤領域的創新表現尤為突出，頻繁促成高額的全球性許可交易。例如，康方生物以首付款5億美元、總交易金額50億美元的條件，將AK112（PD-1/VEGF雙特異性抗體）海外權益許可給Summit Therapeutics。最新臨床數據顯示，AK112在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mPFS）治療中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mPFS）較Keytruda（帕博利珠單抗）延長了5個月，展現出卓越的臨床價值。

這一轉變標志著中國在全球醫藥行業中的地位正從創新支持者升級為關鍵創新引領者，推動全球醫藥產業的新格局。

2. 挑戰仍存，中國醫藥產業面臨的不利因素

盡管中國在全球醫藥創新中表現卓越，但仍有一系列問題對其國際化發展構成挑戰。

監管合規性問題：美國FDA近年來對中國企業的制造和實驗室質量提出了更多審查要求，這加劇了海外市場對中國藥品質量和合規性的擔憂。一些企業在國際審批過程中面臨更多阻力，影響了產品的全球化推廣。

生物安全法案：美國的生物安全法案禁止其政府及相關企業與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簽訂合同。這一政策顯著限制了中國公司與美國市場在研發和商業合作中的潛力，尤其是在高端生物技術領域的深度協作。

地緣政治風險：東海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全球范圍內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了國際公司與中國企業合作的顧慮。這種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性對跨境合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資本環境低迷：近年來，全球范圍內的風投環境趨于保守，對中國醫藥行業的投資熱情有所下降，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波動和政策壓力下，中國初創生物科技公司融資面臨更大挑戰。

三、免疫學

1. 管線踩踏現象加劇，免疫學領域競爭白熱化

免疫學領域的研發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管線踩踏”現象。數據顯示，當前有24個免疫相關靶點各自擁有超過10個在研項目，競爭尤為激烈。其中，JAK（Janus激酶）靶點因其廣泛的應用前景成為最火熱的研究領域，吸引了大量研發資源。

此外，單個靶點藥物的多適應癥開發趨勢進一步加劇了研發密度。例如，針對JAK靶點的藥物，常同時用于研究治療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銀屑病、潰瘍性結腸炎等）。雖然這種策略能夠最大化藥物的市場潛力，但也導致研發資源集中在有限靶點上，增加了同質化競爭的風險。

這種踩踏現象不僅可能造成資源浪費，還可能使一些創新靶點被忽視，導致整個行業在技術多樣性上的發展受限。因此，如何在熱門領域與差異化創新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行業內亟需思考的問題。

2. 以管線為中心的自免領域收并購浪潮加劇

近年來，自身免疫（自免）領域的管線驅動型收并購活動顯著加強，相關交易總額已超過400億美元。尤其是在2023年，行業內迎來了標志性交易：默克（Merck & Co.）通過其子公司，以每股200美元的現金價格收購Prometheus Biosciences，總交易金額約為108億美元。這筆交易成為近年來自免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收購之一。

Prometheus的核心候選藥物PRA023是一種TL1A人源化單克隆抗體，主要用于治療潰瘍性結腸炎（UC）、克羅恩病（CD）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該藥物因其在改善炎癥性腸病（IBD）患者治療效果中的潛力備受關注，默克的收購進一步鞏固了其在自免領域的布局。

這一趨勢反映出自免領域的吸引力正在快速上升。企業通過收并購獲得差異化的藥物管線和新興技術，搶占市場先機。未來，隨著創新療法的持續突破和熱門靶點的涌現，管線驅動型收并購活動預計將進一步加劇。

3. 自免領域熱門方向

自免領域熱門方向，包括car-t治療紅斑狼瘡，T細胞和B細胞刪除，現有抗體藥物半衰期延長，stat6口服降解劑和雙抗。

自免領域近年來涌現出一系列前沿創新方向，這些研究聚焦于改善治療效果、延長藥物作用時間及開發全新機制藥物。

CAR-T療法用于紅斑狼瘡：CAR-T細胞療法作為一種精準免疫治療方法，已在腫瘤領域取得成功，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紅斑狼瘡）中的應用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重新編輯患者T細胞以清除致病性B細胞，CAR-T療法有望為難治性紅斑狼瘡患者提供突破性治療選擇。

T細胞和B細胞清除療法：針對T細胞和B細胞的刪除療法是自免疾病治療的重要方向。這類療法通過精確靶向和清除過度活化或異常的免疫細胞，從根本上緩解炎癥反應，在類風濕性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疾病中展現潛力。

抗體藥物的半衰期延長：通過工程改造延長抗體藥物的半衰期，可顯著減少患者的用藥頻率，提高治療的依從性和效果。這一方向的技術創新正逐步推動抗體藥物在自免領域的升級與普及。

STAT6口服降解劑：STAT6是免疫信號通路中的重要調節因子，與多種自身免疫疾病相關。口服降解劑可通過特異性靶向STAT6降解，抑制致病性免疫反應，為非注射途徑治療提供新選擇，受到市場高度關注。

雙特異性抗體：雙抗療法能夠同時靶向兩種不同的抗原，顯著增強治療效果。其在自免疾病治療中的應用前景廣闊，特別是在復雜的多因子疾病中，可以實現更精準的免疫調控。

四、人工智能/機器學習（AI/ML）

1. 理想豐滿，現實殘酷

近年來，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AI/ML）在醫藥領域備受追捧，涌現出許多令人振奮的應用方向，如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CADD）、自然語言處理（NLP）和生成式AI。然而，這一領域的實際成果與最初的宏大愿景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一個典型例子是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該公司在2014年創立時曾豪言，將在前10年內推出100個臨床候選藥物。然而，截至目前，Recursion的研發管線中僅有5個候選藥物，這與最初的目標相距甚遠。這一事實凸顯了AI在藥物研發中轉化效率較低的問題。

2. 進化并非革命

AI和機器學習（AI/ML）技術在藥物研發的各個階段正逐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AI/ML在藥物發現階段，可以幫助尋找靶點、預測蛋白結構等，在臨床前研究階段，可以進行ADMET預測，在臨床試驗階段，可以幫助進行患者篩選、臨床設計等。但是由于生物學復雜性和數據獲取難度，AI/ML對研發的影響更像是進化而不是革命，現階段不太可能將研發時間從幾年縮短到幾周。

五、研發活力

1. 腫瘤領域的熱門方向：從免疫療法到新型治療策略

2014年，Keynote-001試驗的啟動為腫瘤免疫學帶來了巨大的關注，開啟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PD-1/PD-L1抗體）治療的黃金時代。隨著數千個臨床試驗的啟動和數十億美元的投入，腫瘤免疫治療領域曾被視為突破性的研究方向。然而，盡管免疫治療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整體上并沒有出現顛覆性的重大進展，許多治療方案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臨床療效也存在顯著差異。

隨著免疫療法的逐步成熟，腫瘤領域的研究熱點逐漸轉向以下幾種新的治療策略：

抗體藥物偶聯物（ADC）：ADC是通過將化療藥物與抗體結合，靶向癌細胞的表面受體，能夠在不損傷健康細胞的情況下將藥物直接輸送至腫瘤細胞。ADC已成為腫瘤治療的熱門方向，多個新型ADC藥物正在臨床試驗中，顯示出優于傳統化療的療效，特別是在某些類型的實體瘤和血液腫瘤中。

核素偶聯藥物（RDC）：核素偶聯藥物是一個新興的治療策略，結合了靶向藥物與放射性同位素或其他活性劑的優勢，通過雙重靶向的方式增強藥物的療效。與傳統的抗體藥物偶聯物（ADC）類似，RDC在原理上依然是通過靶向腫瘤細胞上的特定受體，并將藥物或放射性物質直接輸送至癌細胞。這種方法有望進一步提高靶向藥物的特異性和有效性，減少對正常細胞的毒副作用。

降解劑：蛋白降解劑是一類新型藥物，利用細胞的蛋白質降解機制（如PROTACs）特異性降解腫瘤細胞內的致癌蛋白。通過這種方式，降解劑可以繞過傳統藥物的靶點逃逸，針對癌細胞中被認為“不可靶向”的蛋白質進行治療。這一領域正在迅速發展，并吸引了大量的關注。

精準腫瘤學：精準腫瘤學結合基因組學和分子生物學，致力于為患者量身定制個性化治療方案。通過識別腫瘤的基因突變和分子標記，精準治療可以針對腫瘤的特定機制，提供更有效的治療。隨著基因測序技術和生物信息學的進步，精準腫瘤學正在成為腫瘤治療的核心方向之一。

雙特異性T細胞接合分子（TCE）：雙特異性T細胞接合分子（T-cell Engagers, TCE）能夠同時靶向腫瘤細胞和T細胞，激活T細胞對腫瘤的攻擊。這類療法通過增強免疫系統的殺傷作用，展示了較好的臨床前景，特別是在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治療中已有顯著進展。

這些創新的治療策略正在為腫瘤治療帶來新的希望。盡管過去幾年腫瘤免疫學領域經歷了廣泛的研究和臨床試驗，但目前的熱點方向更側重于多重機制的聯合治療和新型分子靶點的發現，為未來的腫瘤治療打開了新的可能性。

2. 藥物類型爆發與挑戰

過過去30年間，藥物類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爆發式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以口服片劑和注射劑為主的簡單藥物形式，發展到如今涵蓋基因編輯（如CRISPR）、外泌體、細胞治療等十余種創新類型的多樣化格局。這些新型藥物類型為治療復雜疾病提供了更豐富的選擇，但也面臨顯著的挑戰。只有少部分藥物類型被廣泛使用，復雜的生產制造和運輸限制了大多數新藥物類型的使用，口服片仍然是目前最好的藥物類型。一些藥物類型處于逆風中，遭遇挫折如，一些處于順風中。

六、患者影響

1. 2024年FDA新藥批準數量穩定，多個里程碑藥物獲批

2024年，FDA預計批準新藥50余款，超過過去十年平均水平，多款里程碑藥物引領突破性進展。其中，Casgevy成為首個獲批的CRISPR基因編輯療法，用于治療鐮狀細胞病和β-地中海貧血；Amtagvi是首個FDA批準的TIL細胞療法，為黑色素瘤患者帶來新選擇；Cobenfy作為三十年來首個精神分裂癥新機制藥物，填補了治療空白；Ojemda獲加速批準，成為首個治療兒童低級別神經膠質瘤的新藥。這些創新藥物展現了技術突破，解決了未滿足的臨床需求，為患者提供了更多希望。

2. 值得關注的新藥與技術突破

2024年，多款創新藥物和技術進展引發行業關注，展示了前沿研發的潛力：

RNA編輯：WAVE的WVE-006在1/2期試驗中實現了對Z-AAT mRNA的成功編輯，標志著RNA編輯領域的首個臨床驗證（POC），體現其PRISM平臺的廣闊潛力。

B細胞/漿細胞刪除：CD19靶向療法熱度持續，以CAR-T和TCE為主，幾乎每周都有新候選藥物披露，為血液癌癥治療帶來更多選擇。

TSLP抗體：Tezepelumab在2021年獲批后，最新數據顯示其在中重度COPD患者中顯著降低了37%的惡化率，展現了強大的治療效果。

Menin抑制劑：Revumenib于2024年11月獲批，成為首款治療攜帶KMT2A易位復發或難治性急性白血病的menin抑制劑；同賽道的Ziftomenib正在快速推進。

KRAS抑制劑：RMC-6236單藥治療顯示驚人療效，使攜帶RAS突變的胰腺癌患者6個月總生存率達到91%，今年已啟動3期臨床。

Myostatin抑制劑：Apitegromab公布積極的SMA（脊髓性肌萎縮癥）數據，并計劃于2025年Q1提交上市申請，為神經肌肉疾病帶來新希望。

這些突破性藥物與技術在不同疾病領域展現了廣泛的臨床潛力，有望進一步推動醫藥創新發展。

3. 2024年失敗藥物回顧：挑戰與教訓

醫藥研發雖有突破，但失敗案例同樣提醒行業的挑戰與不確定性：

AV-101：作為干粉吸入版伊馬替尼，用于治療肺動脈高壓（PAH）的IIb期試驗未能達到改善PVR的主要終點，也未能在6MWD變化等次要終點上展現療效，盡管耐受性表現良好，但無效的結果使其黯然失色。

Oxbryta：2019年底獲FDA加速批準用于鐮狀細胞病，今年9月輝瑞宣布撤市，原因是安全性問題，已導致18名受試者死亡，凸顯了后續上市監測的重要性。

Magrolimab：這款靶向CD47的藥物未能在臨床試驗中展示足夠療效，令其開發停滯，反映出CD47通路的研發復雜性。

Tiragolumab：作為一款抗TIGIT抗體，未能在肺癌等適應癥的試驗中達到預期效果，給TIGIT賽道帶來挫折。

Fordadistrogene Movaparvovec：用于杜氏肌營養不良癥（DMD）的基因治療藥物因療效不佳停滯，顯示該領域仍需攻克科學和技術障礙。

4. 藥物研發難度持續加大

藥物研發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整體投入增加而回報卻逐漸減少：

研發成本飆升：從藥物發現到上市的平均費用已從13億美元升至23億美元，研發投入壓力大幅增加。

試驗進度放緩：IST（研究者發起試驗）招募時間從16.2個月延長至25.2個月，試驗啟動和完成時間顯著延后。

成功率下降：從IND（臨床試驗新藥申請）到上市的成功率從15%降至10.8%，研發失敗的風險加劇。

回報縮水：每個管線的平均峰值銷售額從5.2億美元下降到3.6億美元，藥物的商業潛力受到明顯制約。

這些趨勢顯示，隨著研發環境的復雜化和競爭加劇，藥物開發正邁向“高成本、低成功、低回報”的新常態，行業迫切需要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優化來應對挑戰。

5. 過去兩年藥物研發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

醫保談判政策影響：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IRA）開啟美國版醫保談判，預計2026年至少節省60億美元Medicare開支。然而，由于參考目錄價而非凈價，實際花費減少或不足20%。更重要的是，IRA鼓勵復雜生物藥而非小分子化藥，縮短了藥物生命周期，對適應癥擴展產生不利影響，且未來納入談判的藥物名單可能進一步擴大。

盡管FDA過去5年的拒絕信（CRL）數量保持穩定，預計2024年將達36封，但基于未確證數據批準藥物（如Aduhelm、Elevidys）引發爭議，凸顯監管平衡的復雜性。

從過去10年數據來看，NIH基金量飛速增長，到2024年略有下降，但仍然在400億美元以上，基金中50%都用于基礎研究。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不可重復，一半的學術研究在工業條件下都不能復制。學術文章造假問題突出，根據統計數據，學術文章撤回率在持續升高，10萬篇文章中撤稿量從2000年的9.1升高到2020年的37.3。基礎研究質量亟待提升。

聯邦利率預計未來12個月內下調200基點至3%，資金可能從貨幣基金回流股權市場，為生物技術領域帶來積極信號和現金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