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科研倫理咨詢能否排疑解惑

“我們不是道德警察。我們只是幫助科學家擺脫麻煩的另一個渠道。”

　　當Stacy Hodgkinson和Amy Lewin招募一名15歲的懷孕少女參與研究時，他們絕對帶有最好的初衷。兩位心理學家正在評估一項針對年輕準父母的教育項目，而上述女孩符合所有的入選標準：頭胎、孕期在15~32周、年齡低于19歲。更重要的是，并未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半愿意參與這項研究。這里只有一個問題：孩子的父親已經24歲，根據當地法律，他會因和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系而犯下兒童性侵害罪。

　　很明顯，這對夫妻在年齡問題上對彼此撒了謊，但卻如實告訴了當時在華盛頓國家兒童醫療體系工作的Hodgkinson和Lewin。于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出現了。兩位科學家已向參與者承諾為他們的信息保守秘密。然而，這是否可以凌駕于他們負有的向警方報案的法律義務之上？而這又將如何影響上述家庭？

　　“當時這位年輕的父親告訴我們，他希望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參與到孩子未來的生活。”目前在馬里蘭大學工作的Lewin說，向警方報案有可能害多利少。

　　為尋求道德和法律上的指導，Hodgkinson和Lewin聯系了Tomas Silber。Silber是一名兒科醫生，同時擁有一家研究倫理咨詢機構，為一些棘手的研究問題提供一站式咨詢服務。

　　對于Silber來說，解決方案非常明了，“你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向警方報案”。在向這對夫妻解釋完自己的法律義務后，Lewin和 Hodgkinson告訴了警方，相關調查也隨后啟動。這位少女和她的另一半與兩位研究人員失去了聯系，Hodgkinson并不清楚這位父親是否在孩子或孩子母親的生活中保持著正面形象，因為這是他們項目的最終目標。“有時候盡管你做了正確的事，但結果并不總是好的。”Silber說。

　　研究中遇到倫理困境并不是什么新奇事。富有新意的是科學家可以到正式的倫理咨詢機構尋求幫助。不同于科學家通過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IRB）接受倫理指導這種標準方式，咨詢公司可以提供不具約束力的法律咨詢服務。同時，因為它們并不屬于監管流程的一部分，所以能涉足更廣范的問題，從知情同意和研究方案等瑣事到類似實驗性埃博拉療法的使用等爭議性問題，并且可以提供更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這種咨詢機構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科研倫理學家Joshua Crites表示，即使是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也有可能瞬間變得復雜，一群倫理學家共同努力解決問題最好不過了。

　　不過，很多科學家或者不知道有這類機構存在，或者害怕向它們咨詢，因為這會為本已非常沉重的行政管理負擔再添一道煩瑣程序。今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放棄資助一個提供倫理咨詢服務、為研究人員制定最佳方案的工作小組。

　　盡管財政支持會以某種方式重新獲得，但倫理學家早已等不及了。來自西雅圖兒童醫院的Benjamin Wilfond成立了由35位生物倫理學家組成的臨床研究倫理咨詢協會。他們希望即使在沒有NIH資助的情況下，也可以不斷改善咨詢服務模式。協會成員、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伯曼生物倫理學研究所科研倫理學家Holly Taylor表示，他們對于繼續開展所從事的工作充滿信心。

　　咨詢機構“乘虛而入”

　　在美國，幾乎所有的人體試驗都要經過IRB審批。現有IRB條例的基本框架出現在40年前。當時發生了一系列科研道德敗壞行為，包括1932~1972年在亞拉巴馬州開展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在該事件中，醫生任由感染了梅毒的上百名非裔美國人病情惡化，并拒絕為其診治。如今，IRB是在學術醫學研究領域監督倫理行為的主要渠道。不過，它們的首要功能是確保科研工作遵循管控和法律要求。同時，其成員并非都具有生物倫理學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且關于倫理學的討論采取就事論事的形式，缺乏經過深思熟慮的系統安排。

　　于是，咨詢機構“乘虛而入”。不同于IRB，這些機構可以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提供指導，而不只是監管審查階段，并且以一種非對抗性、提供建議的方式進行。用 NIH臨床中心生物倫理學咨詢機構主任Marion Danis的話說：“它們以一種并非由監管部門驅動的方式為科研倫理討論提供開放的空間。”

　　1996年，NIH臨床中心在美國最早成立了科研倫理咨詢機構。接下來的10年中，一些學術醫學中心效仿其做法，紛紛成立相關機構。2006年，NIH發起臨床與轉化科學基金項目，強調藥物研發和測試的學術背景。根據去年公布的一項調查，到2010年已有30多家學術機構設立科研倫理咨詢組織。然而，報告同時指出，去年接到研究人員電話尋求建議的咨詢組織不到半數，而且只有6家全年接到的電話數超過10個。“在多數地方，咨詢量最終都不是很大。”醫學倫理學家Steven Joffe此前在哈佛醫學院主管的一家咨詢機構中非常清閑，直至2013年搬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時，情況才有所改觀。

　　單獨咨詢服務有無必要

　　當然，早在NIH成立正式咨詢機構之前，生物倫理學家數年來一直在提供關于科研的咨詢建議。在美國之外，倫理咨詢多數通過類似于IRB的機構進行，或者以非正式談話和“路邊咨詢”的方式開展。“總的來說，它們都很隨意，而且非常不正式。”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倫理學的專家Mark Sheehan表示。

　　在加拿大，關于科研的倫理建議還可以通過幫助病人和醫生解決臨終決定和其他道德問題的醫療衛生機構獲得。不像美國針對科研倫理和臨床倫理的培訓項目通常分開進行，在加拿大“我們往往會獲取到上述兩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多倫多康復研究所生物倫理學家Ann Heesters表示。這是加拿大唯一一家宣稱可為研究人員提供倫理咨詢服務的醫院。據Heesters介紹，她接手的咨詢案例中每7個就有1個與科研相關。

　　在澳大利亞，“科研人員在提交正式倫理審查的全部申請之前很難尋求到建議。”在昆士蘭大學研究科研倫理和法律的Nikola Stepanov介紹說。而一旦相當于美國IRB的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在某個研究協議中發現了倫理問題，研究人員便可能會在尋找提供進一步指導的正式渠道上遇到麻煩。

　　不過，并非所有的倫理學家都認為需要設立單獨的咨詢機構，即使是在美國。“如果IRB承擔了倫理審查任務，為什么還要將其他人拉進來？”波士頓兒童醫院臨床研究社會責任中心主任Susan Kornetsky表示。而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致力于科研倫理和法律問題研究的Norman Fost更希望看到生物倫理學機構被并入IRB正式架構。因為IRB是“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的關卡”。Fost表示，這些原則上擁有高素質倫理學家的機構應當“審視每一份協議，找出其他人尚未發現的問題”。依靠一個單獨、隨意的咨詢機構，意味著有些問題會被錯過。

　　科學家真的會購買？

　　擁護者認為，咨詢機構的目的是補充IRB和其他監管機構無法提供的服務，而不是與后兩者融合。

　　Wilfond一直致力于提高倫理咨詢機構的可見度和嚴謹性。去年，他和Taylor在《美國生物倫理學雜志》上發起一項名為“科研倫理上具有挑戰性的案例”的系列調查。最新的案例來自Silber和他的同事。他們表示有向警方報告法定強奸幼女罪的義務。同時，Wilfond還在收集關于咨詢機構的描述性資料，并在華盛頓大學擴展了業務范圍，即歡迎學術界以外的咨詢請求，包括通常雇傭律師大軍而缺少生物倫理學家的制藥公司。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大學采取按服務收費的方式：對于制藥公司，每小時的費用為200美元；對于非營利性機構，收得會少一些。

　　Wilfond和同事希望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臨床醫生開始發現咨詢機構的好處。“一直以來，對于科研倫理咨詢機構重要性的認識都非常不足。”馬里蘭州一家臨床和科研生物倫理學機構咨詢人員Charles MacKay表示。

　　“我們不是道德警察。”邁阿密大學倫理咨詢機構聯合主任Reid Cushman說，“我們只是幫助科學家擺脫麻煩的另一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