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領域，成為世界級專家很容易”

文｜《中國科學報》記者 孟凌霄

“在我們這個領域，成為世界級專家是很容易的，因為研究者實在太少了。”

這是國際罕見病研究聯盟主席David Pearce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的一句玩笑之語。自從事罕見病研究30余年以來，他深知目前這一領域仍面臨缺乏資金、缺乏關注度等問題，尤其是人才培養還遠不能滿足需求。

在日前召開的2024年全球罕見病科研論壇暨第二屆中國罕見病科研及轉化醫學大會上，David Pearce在開幕式致辭中多次呼吁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共同攻克罕見病帶來的醫學挑戰，全球的任何一個罕見病患者都不應該被遺忘。

David Pearce致辭。主辦方供圖

作為國際罕見病研究聯盟主席、Sanford Health研究與創新部主管，David Pearce長期致力于揭示罕見病的分子和細胞病理機制，發現新的治療靶點和治療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遺傳性兒科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基礎，尤其是貝滕病（Batten Disease），又名青少年神經元蠟樣質脂褐質沉積癥。在美國，每10萬名兒童中就有2至4名患有該罕見病。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與David Pearce的對話。

David Pearce

《中國科學報》：罕見病是一個“小眾”研究方向，你最初如何進入這一領域？

David Pearce：

我經常和大家開玩笑說，在我們這個領域，成為世界級專家是很容易的，因為研究者實在太少了。

我在博士后時期，意外開啟了與貝滕病相關的研究。這是一種致命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多發于兒童時期。患病的孩子們會有視力喪失、認知和運動障礙以及癲癇發作等癥狀，可能導致過早死亡。

你知道，人在年輕時，可能意識不到這些罕見病的存在。剛接觸這一疾病時，正值我第一次為人父母，現在我已經有了3個健康的孩子。因此當我看到患兒父母擔憂、感激的神情，我真正理解和共情了他們的遭遇。世界上有10%的人口患有罕見病，這是一個急需幫助的廣泛群體。而且從科學的角度而言，許多其他疾病也能從罕見病研究中獲益。

《中國科學報》：在你研究生涯中，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患者？

David Pearce：

大約20年前，我正在一家大型實驗室從事貝滕病研究，但罕見病研究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我們往往沒有足夠的研究經費。

當時，我們聯系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并與一個貝滕病家庭基金會建立聯系，基金會的捐助對象中有兩個患有貝滕病的孩子。這個家庭基金會支付了我們一年的薪水，后來我們在NIH的資助下才能研究這一疾病。

時至今日，我依然會參與貝滕病社群的年度會議。我也作為科學顧問，為社區提供幫助。

遺憾的是，這兩個孩子最終去世了。

有人問我，為什么能在罕見病領域堅持這么多年呢？答案是，作為罕見病研究者，我所研究的貝滕病有不同的形式，許多患病兒童在十幾歲就會去世，有一些嚴重病例會在10歲前去世。但是我們的工作也許能改變這一切。我又怎么忍心換其他研究方向呢？

電影《良醫妙藥》講述為罕見病孩子成立基金會的真實故事，圖為劇照

《中國科學報》：你從事罕見病研究30余年，對剛走上科研道路的青年研究者有什么建議？

David Pearce：

我培養了12名博士，我告訴他們每一個人：“你可能比我聰明，但我比你更明智。”

一個年輕的、聰明的研究者會充滿熱情，深入探索一個主題；而一個明智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基礎上，從不會害怕持續提問，因為沒人能知道所有的答案。

在我所在的罕見病研究領域，經常有人打電話問我，“你沒有試過這種方法？”我總是回答，試過了。只是在生命科學的大型研究中，可能90%的嘗試性研究最終都不會發表；即使發表，我可以說，我在10年前發表的所有論文都過時了，因為現在的我已經不會再使用那時的技術。生命科學非常復雜，因此問錯問題并不是一件壞事，只需要大膽地說出來，這樣才能讓你了解別人的想法。這就是聰明和明智的區別。

《中國科學報》：為什么許多學生不愿意，或不敢提問？

David Pearce：

我們總抱有一種文化，更傾向于把導師當成“老板”，所以學生總是害怕提出問題。但研究所不應該有“老板”，大家應該是合作關系。我從不認為學生們是為我工作（work for me），而是大家與我一起共事（work with me）。

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害怕提問，沒有愚蠢的問題。即使被詢問者抱著傲慢的態度，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那我們也沒有任何損失。

《中國科學報》：如果花了很長時間，發現研究的是一個永遠沒有結果的問題呢？

David Pearce：

那你可能有一個糟糕的導師。（笑）如果花了很長時間研究一個問題，但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或產出，很可能是導師沒有給予足夠的傾聽和指導。

舉個例子，在我們的研究中心，每位新入職者要做一個“黑板演講”，在一面黑板上講清楚未來3年的研究方向，而房間里坐滿了經歷過這一過程的研究者。在這個交流過程中，你有多聰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提出問題、有人傾聽。

我確信，我所有的學生都比我聰明，我只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

《中國科學報》：未來5到10年，你預見到罕見病領域有哪些新方向、新趨勢？

David Pearce：

現在每個人都在談論基因編輯，在一些疾病中也開啟了臨床試驗。我認為，隨著我們在基因編輯療法方面的技術進步，我們會在罕見病研究方面有更多新挑戰和新進展。但當涉及罕見病時，即使人為干預并改變了基因，人們可能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患病，因此還要開發小分子藥物，以便真正起到對癥治療的作用。

《中國科學報》：在一些新技術的推廣中，如何避免類似“壞血”事件（注：美國人伊麗莎白·霍姆斯曾創辦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聲稱“從指間抽取一滴血，可以檢測出癌癥等一百多種疾病，徹底顛覆血檢行業”，后來被揭穿是一場騙局。）的醫療技術騙局？

David Pearce：

我認為有些人非常擅長推銷自己。回過頭來看，一項技術或許聲稱可以節約成本和加速診斷，但更重要的是科學家的同行評議。在生命科學領域，非常需要用數據來說話。

我常常跟學生講，在細胞培養中開發一種療法是一回事，在小鼠身上治愈一種疾病又是一回事，但涉及人體就復雜得多。比如我所研究的兒童腦疾病的動物實驗中，小鼠大腦只和我的小拇指指甲一樣大，基因療法可能在小鼠身上起作用，但并不意味著能治愈一個孩子。

對于罕見病患者來說，“治愈”是他們很想聽到的詞，但這個詞必須非常謹慎地使用。其實患者最想聽到的詞是“希望”，他們想看到有人正關心自己的疾病，有人正努力尋求解決方案。

《中國科學報》：作為國際罕見病研究聯盟的主席，你認為罕見病研究領域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David Pearce：

罕見病領域太難獲得關注了。全球大約一萬種罕見病，有10%的人口患有罕見病，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關注度。目前，全球各地的科學家正在開發新的罕見病診療方法，我們需要將所有因新冠疫情而孤立發展的新想法、新技術聚集在一起，這就是國際合作的作用。

中國在生物醫學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許多領域的科學研究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罕見病治療中，診斷階段就受到諸多技術限制，如今隨著新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實現罕見病患者實現了及早診斷與治療。

這些年，我陸續來到寧波、成都、上海、北京、昆明、香港、深圳等中國城市。對我來說，每次來中國都是一次新的冒險。這是我在新冠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國 ，我想今后我會越來越頻繁地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