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軟肋”掣肘核醫學發展

　　幾個月前，從比利時進口的錸188（一種放射性核素）發生器抵達上海，幫助上海東方醫院完成了一例肺癌患者的納米槍治療。

　　國產醫用核素獲得難，幾乎依賴進口。類似的經歷湘雅醫院核醫學科教授胡碩也深有感觸，“我們的醫生根據最新醫學進展，希望合成鋯89用于臨床試驗，然而在國內多方尋訪也沒找到委托生產方，常用的氟18和碳11可以找到，但要做創新型研究、探索新核素的臨床應用就非常困難”。

　　8月21日—22日，香山科學會議舉行第629次學術會議討論放射性藥物化學發展戰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柴之芳表示，放射性藥物對疾病的診療穩、準、狠，由于能夠精準顯示病灶，殺傷癌細胞，核醫學已成為新型的變革性癌癥治療手段。然而，我國在核醫學領域卻遠遠落后，“幾乎沒有原創性放射性藥物”“基礎研發力量薄弱”“審評審批質控等環節不順暢”等問題嚴峻。

　　 現行運行模式下，核素生產難

　　放射性同位素主要有反應堆生產和加速器轟擊靶標的生產方法。“新建反應堆一次性資金投入大，申請和審批難，企業難以自主建設運營放射性同位素生產專用堆。”中國同輻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杜進表示，目前我國的反應堆逐漸老化、退役，主要反應堆多服務于國家科研任務，醫用同位素生產只是“捎帶腳”。

　　“有的反應堆只能用于科研，不能生產。”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所長羅志福表示，要借助現有反應堆進行醫用生產困難重重：一個反應堆難形成規模、穩定商業供應，多個反應堆又難跨單位協調。現行運行模式下，難保連續性生產和量產。

　　資料顯示，2008年后我國的放射性核素生產幾乎全部停止。這加劇了我國放射性核素制備基礎研究、工藝技術研究的停滯和落后，以及關鍵核素的規模商業化制備工藝的缺乏。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自主生產核素“吃緊”的情況下，藥品供應難以保障，掣肘了核醫學的創新發展。對此，杜進透露，中核集團目前正在論證核素生產方案，力圖通過國內幾個現有研究反應堆的聯動、協調，周期性開堆實施生產。

　　 學科交叉少，高水平基礎研究鮮見

　　“在美國，參與放射性藥物開發的人員來自有機合成、放射化學、生物技術、醫學、物理、軟件等多個學科。”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程震說，學科交叉帶來的創新力是倍數增加的，而在中國放射性藥物的研究主體為放射化學人員，創新少，模仿和重復較多。

　　杜進也認為，“大多數研發工作僅參考國外已有文獻，簡單重復”。

　　基礎研究水平是一個領域持續性發展的“源頭”。“雖然我們不惟論文，但高水平論文反映了成果的原創水平。”柴之芳表示，科研人員應該將CNS（《細胞》《自然》《科學》）水平的論文作為科研目標。

　　在頂尖基礎研究上尋求原創，北京大學研究員劉志博表示，“放射性藥物本身具有的一些性質也許還能用于一些更加前沿、更加基礎的生命科學研究上”。

　　國家層面在放射性藥物領域支持項目少，研發投入不足使得基礎研究難以為繼。“放射性藥物是一類特殊藥物，需要建立創新體系。”程震認為，科研體系中應從頂層設計入手，配備化學組、物理組、生物組、核醫學組等進行融合創新。

　　實際情況卻是，放射性藥物研發隊伍薄弱，數據顯示，我國近5年來的放射性藥物人才博碩士畢業生僅為200人左右，設有核醫學科的三級醫院不到一半。

　　 審評審批周期長，可創新模式著力轉化

　　“我國放射性藥品的審批和行業監管制度需要優化完善。”杜進用數據說話，截至2018年7月底，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50種放射性藥物、19種核素，而中國批準31種放射性藥物，10種核素，在2008年后無新品批準上市。

　　目前我國放射性藥品的審批與普通化學藥一同排隊。歐美國家應用多年且不受ZL限制的藥品在我國并未簡化審批流程，審評審批長周期中多為重復性工作。

　　歐美對放藥的管理審批經驗也許值得借鑒。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教授孔繁淵表示，“歐美審批由放射性藥物專家小組進行，保證其管理符合藥物特殊性。我國一線工作者應與管理者持續溝通”。

　　“安全、有效、質量可控是藥品審評審批的金標準。”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教授田捷表示，大量的研究在動物體進行安全有效性研究，一到臨床卻是空談。

　　田捷認為，依據《放射性藥品使用許可證》（第四類）規定，醫院等相關持證單位可自行研制和使用新放射性藥物制劑，“新藥研發應從臨床問題出發，大大加快新藥創制，縮短審評審批落地周期”。通過與協和醫院、天壇醫院合作，中科院自動化所分子影像重點實驗室對自主創制的核素偶聯探針藥物進行了臨床試驗，獲得實際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