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被兩大國“卡脖子”，中國人靠什么造出了原子彈？

54年前的10月16日，羅布泊的一聲巨響，伴隨著一團蘑菇云升起，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

　　這震驚了世界，因為研制原子彈的技術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難最復雜的技術之一，只有美蘇英法這四個大國掌握，也是它們最高的國際機密。對中國而言，已經不是“卡脖子”的問題了。

　　但是，在各種嚴密封鎖之下，中國那些年輕的科技人員憑借自己的知識水平、技術積累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刀哥覺得，面對今天“燈塔國”在科技上對我們的“卡脖子”，要想擊敗對手，就必須拿出當年“兩彈一星”的精神。

　　引子 

　　對比現在，當時的新中國可以說在經濟上是一窮二白，當時的科研人員可能頂多就是能“吃飽”。在科研技術能力積累方面也處于剛剛起步階段，而相關的重要研究設備更是無從談起。

　　但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的一群甘于奉獻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投身戈壁灘，用不懈努力的“兩彈一星”精神，造就了后來一個又一個奇跡。

　　前兩天，刀哥刀姐跟“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朱光亞先生的兒子朱明遠了解當年這支中國科技團隊的一些細節，也從朱明遠先生那里深刻認識到，什么才是“兩彈一星”精神。

　　朱明遠先生說，時隔50多年，看看今天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中國科學工作者仍有必要堅持“兩彈一星”精神。

　　雖然他的父親朱光亞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但無論原子彈還是氫彈的爆炸，他和普通人一樣都只是遙遠地感受。不同的是，父親于他的言傳身教，一點一滴地融入生活習慣中，成為人生準則和堅持信條。這讓他也更深切地體會到“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

　　集體的力量

　　01

　　一個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讓一個集體爆發，它的力量可能是難以想象的。

　　奧本海默有美國的“原子彈之父”之稱，庫爾恰托夫是蘇聯的“原子彈之父”。那么，誰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呢？

　　2011年朱光亞先生去世時，俄羅斯媒體曾將他稱為“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不過，朱明遠先生告訴刀哥刀姐，他清晰地記得很多年前，自己曾經就這個問題問過父親。朱光亞先生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搞這一套。

　　朱明遠說，他個人理解，完成中國原子彈研制的是一個集體，而它的技術攻關領導層也是一個集體。集體的力量很強大。

　　毛澤東當時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大力發展原子能事業，在蘇聯的援助下研制中國的核武器。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于是，我國決定成立專門的核武器研究所，研究所成員由錢三強先生負責推薦。

　　以我國當初研制原子彈為例，朱明遠先生說參與研制的主要技術負責人是：

　　朱光亞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科學技術計劃的技術總負責人。 他親自主持起草《原子彈裝置的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提出關鍵性的部署，對當時中國原子彈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朱光亞、彭恒武和鄧稼先在天安門城樓上

　　彭恒武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是造詣頗深的理論物理學家，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科學技術計劃的理論工作負責人， 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淦昌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實驗物理工作的負責人。

　　郭永懷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空氣動力學專家，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總體設計工作的負責人。 他指導并組織進行了空氣動力學、核武器環境試驗等一系列課題的研究，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保證了核武器最后試驗的成功。

　　程開甲 ，曾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時任核武器試驗研究所副所長，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測試工作的負責人。 他帶領新疆核試驗基地研究所記錄下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97%的數據。

　　鄧稼先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主任。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攻關的組織領導者， 對原子彈中的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運輸等主要理論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陳能寬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實驗部主任，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實驗研究領域的主要組織領導者。

 　　習主席授予程開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周光召 ，時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第一副主任。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攻克了原子彈理論設計等諸多領域中的重要課題。

　　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的成功離不開上述這些人的努力，也離不開這支團隊所有人的努力。因此，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不是某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群體。

　　著名科學家李政道先生曾撰文寫道：

　　“中國從1959年決定獨立自主研制原子彈到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用了5年時間，而后，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展速度令全世界驚詫不已。 中國原來的科技、經濟都非常落后，為什么‘兩彈’技術能夠獲得如此快速的發展呢？當年，我與許多人一樣對此迷惑不解。

　　李政道先生說，后來在上世紀80年代解密之后，他與中國這些科學家深入了解才明白，這支科學家團隊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為其中包含了許多杰出的科學家，更重要的是這個團對整體效率很高、整體創造力發揮得特別好。

　　“論名氣，中國這支科學家團隊的組成人員遠不如美國、前蘇聯，但在團隊的整體效率上，毫不遜色于兩個超級大國，甚至還更好”。

　　不看重金錢

　　02

　　“兩彈一星”的23位元勛中只有于敏和錢驥沒有留學經歷。從21位元勛的留學國來看，美、英、法、德、蘇是他們的主要留學地。

　　朱明遠先生說，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很多人，都是年紀輕輕從美國學成歸來，放棄大洋彼岸的優越物質條件和科研條件，一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

　　可以說，如果留在國外，他們在金錢和物質上的收益，要比在新中國高出上萬倍都不止。而且他們在都很年輕，在學術上也已經出類拔萃，若繼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拿“諾貝爾獎”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們毅然決然地回到新中國。在他們眼里，金錢并不重要。

 　　錢三強和他的夫人何澤慧

　　中國核試驗中的一位重要科學家是錢三強，錢三強和他的夫人何澤慧都是中國頂尖的核物理學家。在研發核武器之前，錢三強曾經應邀為中央政治局講解核物理、 核能與核武器， 這成為中國決策發展核武器的重要因素。

　　在核武器研發過程中，錢三強通過他的關系，利用去巴黎開會的機會，向他昔日的老師購買了中國急需的核輻射探測設備。而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對錢三強予以了極大的信任， 周恩來總理從當時中國僅有的20萬美元外匯儲備中，撥付出5萬美元，作為錢三強購置科研儀器的經費。

　　將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1/4交給一名科學家來支配， 這成為核科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而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這批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們更是從人們的視野中集體“失蹤”了，一“失蹤”就是十幾年。當然，這里所說的“失蹤”是指他們在各種學術交流的舞臺上消失了。在生活中，他們并沒有“失蹤”。

　　朱明遠先生說，在我們所居住的大院里，我經常會看到他們的身影，上班、下班、排隊買菜，像一個個普通人一樣，既不神圣也不神秘。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能守得住寂寞。

　　1996年10月，朱光亞先生榮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為100萬元港幣。放在20年前，這是一筆巨款啊。

　　可頒獎的頭一天，他就對身邊的同志說要把獎金全部捐出去，作為中國工程科技基金。在捐出了100萬元港幣之后，朱光亞先生又反復叮囑周圍的人不要把這件事張揚出去。

　　直到后來，中國成立工程院之后，“兩彈一星”的功臣都成了“院士”。這在今天，是不少人爭搶的“光環”，有的人甚至不惜靠學術造假。而朱明遠先生說，“兩彈一星”的功臣們很少自稱“院士”，父親認為院士不是職務，不是職稱，只是某個單位的成員，不宜作為稱謂。

　　嚴謹與認真

　　03

　　朱明遠先生說，他印象中最為深刻的是父親做事的嚴謹和認真，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他都極其嚴謹和認真。

　　在工作上，朱光亞先生是一個一絲不茍的人，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的嚴格，認真制定每天的工作計劃，也為此常常加班加點。如果今天的任務沒有完成的話，加班加到第二天也要完成。他常說不能因為今天的工作而耽誤明天的事。

　　錢三強和何澤慧夫婦也是如此。他們發現的 “原子核三分裂法” ，被認為是原子核的新分裂法。1955年錢三強去中南海向毛澤東介紹了原子彈、氫彈的基本原理，為了說話清楚原理，錢三強帶了一個探測儀，這個探測儀就是何澤慧親手做的。

　　據后來解密的材料顯示，雖然何澤慧不在核武器研究的團隊中，但是她通過科學、準確的實驗，為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找到了不少關鍵而正確的數據。有的實驗一般都需要兩年才能拿到數據，而何澤慧在幾個月就得出了數據。

 　　何澤慧

　　朱明遠先生說，不少實驗物理學家身上也都有這樣的品質，這是一種科學精神。在科學研究中，這種精神就是要對出現的所有問題都追根刨底，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不嚴謹會把誤差帶進來，會出現差之毫里謬之千里的結果。

　　挑戰與動力

　　04

　　挑戰越大，動力越大。這是“兩彈一星”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50多年前相比，現在的中國無論經濟發展還是科技水平都有了跨越式發展。相類似的背景是，在航天，核工業等領域發展中，總有一些外界勢力對中國實施“封鎖”。

 　　算盤成了科研人員的計算工具

　　在原子彈、氫彈研發時，這種封鎖是相對更徹底的，中國研究人員拿不到任何資料。但是，他們面對巨大的挑戰，心里憋著一口氣。他們把挑戰變成了動力，可以說“兩彈一星”完全是“逼出來”的自主研發。

　　他們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和一生，都獻給這個國家，就為了擊敗這些挑戰。

　　在核武器研發過程中不幸犧牲的科學家郭永懷，是在力學領域和錢學森齊名的專家。但郭永懷的研究領域，是與核武器運轉相關的力學工作，這是一個需要高度保密的領域，因此如今他的名氣遠不如錢學森，具體工作和成果也長期不為人知。

 　　周恩來與彭恒武、郭永懷　　

　　近年來，得益于互聯網的傳播，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郭永懷令人動容的最后時刻：

　　1968年，他乘坐軍用飛機從核試驗基地返回北京西郊機場，在降落時飛機發生了空難墜毀，被大火籠罩。在最后時刻，郭永懷與飛機上的一名解放軍警衛員抱在一起，將裝有保密文件的公文包藏在兩人中間。大火熄滅之后， 兩人的遺體都被燒焦了，但核武器研究最珍貴的資料得以完好保存。

　　專心做一件事

　　05

　　一個偉大的人并不是生來偉大的，而是在日積月累中一點點地成就。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具備優異的能力，實際上能夠從始到終，持之以恒堅持做一件事是很難的。

　　朱明遠先生說，我父親說他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他每天都在琢磨這件事，不被別人意見干擾，堅持自己的觀點，研究之路就是打開一把把攔路鎖，直到最終大門敞開為止。持之以恒，從不放棄，那將是一生的事業。

　　結語

　　今天我們的確面臨個別國家在核心技術上的“卡脖子”，但是在全球化和互聯互通的時代，那些新發現的基本自然規律和原理必然會公開發表，這是全人類共享的財富。能被封鎖的只是有國界的“發明”和根據發明創造的產品，從這個性質來看，封鎖對中國自身發展的影響只是暫時性的，我們應堅定信念。

　　此外，我們的體制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兩彈一星”方面多次被證明是獲得成功的關鍵。

　　但是，當下的中國社會充滿了浮躁，年輕人身上缺少了嚴謹、認真和執著，常常是哪里工作環境好、給錢多就去哪里，頻繁跳槽、好高騖遠。不少所謂的創新也是靠“模仿”去掙快錢。

　　因此，今天我們更應該看到“兩彈一星”精神的稀缺性，讓這種精神繼續帶給我們不畏挑戰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