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科學創新并非科研人員的生存之道

　　 長久以來，科研人員高估了科學創新的意義。科學創新的意義在于給予研究者長期的質疑目標，科學會在這種不斷的質疑中發展，而不是給研究者提供跟風依據，這就是諾貝爾獎總要頒給很多年前的發現之故。這種高估產生的原因很復雜，與普通人對天才的崇拜有關，這是人類的潛意識，表現在科學領域，就是科研人員將對科學偶像的崇拜映射到自己身上，從而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所從事的工作。這種對科學創新的高估在全世界都存在，但在中國尤為嚴重，這實際上貶低了技術創新的意義，從而導致……

　　長久以來，科學創新被很多科研人員視為生存之道。不管何人，生存之道在于他能給社會穩定和社會進步以短期的便利，同時獲得相應報酬。生存是現實的需求，是個體和社會之間及時的交換，因此科學創新可以作為學術理想，不適合作為生存之道。科學創新好像在霧霾中尋找北極星，需要的是天才，如果大多數科研人員把這個當作生存之道，無疑會非常非常艱難。

　　中國要建設創新型社會，不是只鼓勵科學創新，而是主要鼓勵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前者目的是提高國家生存能力，后者目的是突破社會心理約束。在技術創新推進到遭遇發展瓶頸的時候，科學創新才會顯現，我們大多數科研人員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應該是技術創新。

　　原創的科學研究很難獲得資助，因此我們所謂的科學創新大多數只是在跟風而已。從國家基金的資助來看，恰恰如此，緊跟國際熱點的想法總是容易獲得資助。從發表論文來看，也是如此，高影響因子期刊總是發表熱點話題的論文，而不是挑戰性的結果。這樣的研究有沒有必要？當然有必要。應不應該大力資助？那要看政府的錢袋子。但是，如果跟風就可以獲得不錯的利益，跟得久了，就會失去超越的動力。就像長跑比賽，如果我們給第二、第三名的獎勵多于給第一名的獎勵，誰還會爭先做第一呢？很多科研人員正是把這些跟風研究當做生存之道，實際上是甘愿當長跑比賽的跟跑者，這樣，既不需要證明自己工作的合理性，也可以獲得不錯的同行評價和經費收入，當然劃算了。如此一來，所謂的科學創新就只是一個口號，實質上成為一種生意：國家既然那么喜歡SCI論文，科研人員就會把發SCI文章等同于科學創新，就會“批量制造”創新，這種群體行為產生大量“創新”泡沫，會直接把真正的創新埋沒。目前各大出版公司爭先恐后地創立新的刊物，就是為了容納不斷增加的“創新”泡沫。問題來了，泡沫畢竟是空的，也是脆弱的。

　　現實中，大多數以科學創新為生存之道的科研人員都生存艱難，除了向政府要錢，似乎別無他法。在政府主導科技投入的政策下，這種生存方式還可以維持一時，一旦政策制定者意識到大量投入只是產生了豐富的“創新”泡沫，就會改變投入方式。政府已經準備尋求政府投入和市場投入的平衡，正在引導轉變，正如，中國經濟的跛足發展必須尋求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的平衡。在最近公布的科技分配體制改革方案中，政府投入會集中于真正的創新研究，原先那些造成權力尋租和“創新”泡沫的計劃將被終結，因此，大多數所謂的科學研究將被視為可以舍棄的部分。科研人員們將何去何從？

　　回歸正確的生存之道，為市場和企業做貢獻。市場有巨大需求，但往往并不需要最新的東西，尤其在尚處于追趕發達國家狀態中的中國。由于起步晚，中國企業需求的多數屬于落后技術，因此企業家往往不認為科學家的創新成果甚或追蹤熱點的研究與自己有關，這樣就產生研究與需求的鴻溝。如果科研人員無視市場的真實需求，一味地按照自己的路子前行，結局只能被企業敬而遠之，那樣的研究無非是自娛自樂罷了。此時，科研人員可能會覺得心理失落，原先做的“高大上”工作居然不被市場認可，反而要去做那些落后的東西。當企業最為緊迫的技術需求被滿足、企業的盈利可以持續后，科研人員就可以引導企業向“高大上”技術邁進，在這方面，政府會幫科研人員，因為政府不可能永遠遷就企業使用低端淘汰的技術給生態環境造成無休止的損害。

　　如此看來，幫助企業提升技術，滿足市場需求，不把修補性質的“科學創新”本身當作生存之道，科研人員才能生存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