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大約有六分之一的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會在器官移植前因健康狀況惡化而死亡或喪失資格。許多人將這種情況歸咎于英國目前的"自愿"捐獻計劃--如果你想在死后捐獻器官，你必須得到明確的許可。
但這種情況即將改變。從2020年4月起，所有居住在英國的18歲以上的人，在法律上都將被視為同意死后捐獻器官。如果他們不想成為捐贈者，人們將不得不"選擇退出"。
這種"被認為同意"的想法--在沒有拒絕記錄的情況下假定同意--將成為NHS有權移除和使用器官的基礎。但這仍然存在爭議，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停止討論同意，而開始討論利他主義，這場辯論的大部分內容都可以避免。
假定同意是有缺陷的
在法律上，同意是干涉一個人身體的主要理由。這就像法律承認我們可以控制我們的身體而不承認身體是某種形式的財產一樣。給予或拒絕我們的同意是一種控制我們身體的方式--無論是生是死。但"同意"所包含的內容遠不止"控制"這么簡單。同意是表達我們個人自主權的一種方式。
自治可以意味著自我管理或自決--選擇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并做出反映這些選擇的決定。我們可以在各種日常決定中行使我們的自主權--在我們穿的衣服、吃的食物、我們投票支持的政黨，以及我們建立的親密關系中。
通常，我們會認為我們做出這些選擇是因為它們反映了我們自己的信仰、觀點和價值觀。有時候，我們的信念會清楚地激發我們的行動和選擇。我可能會選擇限制糖的攝入量，因為我相信這將保持我的身體健康。或者因為這表明我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這可能對我自己的自我意識很重要。在這個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自主性代表了一條清晰的線，從我的信念和價值觀到我的行動。
但要確定我們的信念和價值觀并不總是那么容易。這些變化是很正常的--也許是在幾年的時間里，但也許是日復一日。我們的一些核心偏好可能會保持清晰和穩定，在面對具有挑戰性的信息或爭論時毫不動搖。對道德的直覺信念，比如死刑，可能是不可動搖的。
其他人則會因我們的情緒、周圍人的看法或新經歷而有所不同。根據個人經驗，我們更有可能反思自己對有爭議的醫療方式的態度，比如臨終關懷或墮胎。
我們的一些態度和信仰甚至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我們可能會為自己的欲望和做出的選擇感到羞愧。有時候我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我們為什么要做或思考某些事情--我們的信念可能是非常矛盾和復雜的。
為了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控制我們的身體，并阻止他人干擾它們，是我們自主的核心。我們的身體也許是我們自身最親密的部分。讓另一個人接近我們的身體--甚至拿走身體的一部分--有可能在我們的信仰和價值觀中引發最嚴重的沖突。
如果我們可能難以理解我們自己的"自主性"，以及自主決策意味著什么，那么假定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并確定他們希望自己的身體如何處理，似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們不應該猜測人們對捐贈的看法，而應該更公開地表達器官捐贈項目的愿望--建立一個人們愿意捐贈的社會，因為這可以幫助其他人繼續他們的生活。
這種對利他主義的推動已經隱含在法律之中。就連新立法的名字--馬克斯和凱拉的法律--也讓人想起一個9歲女孩的故事，她的悲慘死亡讓11歲的馬克斯獲得了一次挽救生命的心臟移植手術。有關善行的感人故事可能會在短期內改變人們的態度，但要實現持久的轉變，需要一種更系統化、更深入人心的利他主義方式。
對許多人來說，捐贈的決定已經是出于利他主義--幫助他人而沒有回報的愿望。法律反映了這一點--為器官捐贈提供或接受獎勵是犯罪行為。如果法律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假定利他主義，為什么不在捐贈的法律基礎上如此明確呢？與其試圖假定同意，為什么不假定利他主義是一種值得保護和促進的共同社會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