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明：公共衛生是關系大衛生、大健康的大學科

“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并不是一回事。但現實中，很多人卻將二者混為一談。”近日，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雅特聘教授李立明在第二屆中國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大會上介紹，預防醫學是醫學的范疇，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康復醫學和自我保健醫學；而公共衛生是科學的范疇，不僅包括預防醫學、保健學，還包括衛生經濟學、工程學、衛生法學、公共管理、數據科學以及人口動力學等諸多學科。

李立明介紹，公共衛生，也叫公眾健康、群體健康，是政府和社會為保護和促進公眾健康所采取的社會性、群體性策略與措施，是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基礎上的衛生實踐。“它是一個關系大衛生、大健康的大學科。”

李立明（受訪者供圖）

公共衛生的四大內涵

“公共衛生包括四個內涵——疾病預防、健康保護、健康促進和公共安全。”李立明指出，疾病預防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主要關注預防3組病：第一組是傳染病、營養缺乏性疾病和孕產期疾病，第二組是以心腦血管疾病、腫瘤、呼吸系統疾病、代謝病為代表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第三組就是由交通事故、溺水、自殺等造成的傷害。

健康保護包括五大衛生，即當年從蘇聯引進的環境衛生、食品衛生、職業衛生、學校衛生和放射衛生，并基于人口動力學的概念關注全生命周期的衛生保健服務。

健康促進的核心理念是全社會動員、全民參與、多部門協作、群防群控、聯防聯控，創造一個促進和維護健康的環境。“這是1952年我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核心理念，1985年被世界衛生組織引用，成為了健康促進的核心理念。”李立明說。

公共安全包括對新發、突發傳染病和重大疫情的防控救治，對食源性疾病、環境暴露危險事件、食藥品安全事件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置，以及對各種自然災害和傷害事件的預防和應急處置。

“整體而言，公共衛生是健康的基石，需多學科支撐、證據共享，以社會學為理論基礎，關注衛生公平性、衛生政策、環境影響，并在政府的主導和法律法規的保障下形成公共政策，以謀求長期的根本性的健康收益。”李立明表示，狹義的公共衛生，即預防醫學，旨在解決疾病的預防控制問題，以生物學和行為學為理論基礎，以流行病學為支撐學科，關注疾病的危險因素，以高危人群策略和全人群策略為主要防治策略，收益體現在疾病、衛生問題的改善。

歷史悠久的發展軌跡

“實際上，公共衛生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中醫早有‘上醫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說，20世紀以前，我國就對中華文明的傳統公共衛生進行了探索。上世紀30年代，我國公共衛生之父陳志潛先生在河北定縣（現河北省定州市）開展的早期公共衛生實踐還創立了縣鄉村三級預防保健網，開展環境改善、營養改善、婦幼衛生、免疫接種等工作，使我國初級衛生保健體系初具雛形。”李立明說。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施了一系列公共衛生舉措。1953年，全國各省份、地市和縣全面建立衛生防疫站；1953—1963年，我國先后成立了寄生蟲病、地方病、血吸蟲病、性病、麻風病、瘧疾、結核等專病防治所（院）；1973年，原衛生部頒發第一個《全國衛生防疫站工作條例》；1982年，原衛生部決定建立中國預防醫學中心；1997年，上海率先在全國成立了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上海市衛生監督所。“疾控和監督分開，標志著我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開始了縱深化改革。”

進入21世紀后，我國在公共衛生建設方面持續發力。“2002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中國衛生監督中心成立，標志著我國中央、省、地市、縣四級疾控體系的形成，再加上縣鄉村三級預防保健網，我國形成了完整的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李立明說。

2009年，我國啟動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開展了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因此這一年也被稱為“醫改元年”。

“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對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是對SARS后我國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對新發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對我國教育、科技和人才培養的一次大考。”李立明表示，針對我國公共衛生短板，為重塑公共衛生體系，中央作出了成立國家疾控局的重大決定。

2021年5月13日，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正式掛牌。李立明表示：“這意味著我國疾控機構的職能從單純的預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維護和促進全人群健康轉變，新機構職能更獨立、權限更大，有助于整合資源，提高效率，對我國更好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組織調動全員力量進行疾病防控和開展預防工作具有重大意義，也標志著公共衛生技術和管理雙輪驅動的中國疾控預防新體系的形成。”

任重道遠的未來之路

新中國成立75年來，我國公共衛生建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公眾健康狀況發生根本改變。李立明表示，但我國仍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

第一，傳染病的健康威脅不容忽視，肝炎、結核和艾滋病仍然威脅人類健康。2020年底約有105萬人攜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防治仍面臨新病毒亞型、耐藥性、傳播網絡改變、治療覆蓋缺口等難題。

第二，慢性病疾病負擔沉重。調研顯示，我國因心腦血管病、癌癥、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的人數超過死亡總人數的3/4，對慢病危險因素如煙酒、不合理膳食、缺乏體育鍛煉、超重肥胖、高血壓等的控制不容樂觀。

第三，日益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大約每6個人中就有1個人一生中罹患過精神障礙，其中以焦慮和抑郁障礙為主要類型。而精神障礙成因復雜，給防治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第四，傷害防護問題。李立明主要提及了三點：部分道路安全立法尚未形成最佳實踐，道路救援急需改善；老年人跌倒缺乏有效防護干預，而且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跌倒問題會愈發嚴重；我國兒童溺水死亡人數全球最高，但溺水缺乏立法執行保護措施。

第五，環境健康問題。“大氣、土壤、水、重金屬、化學物質等暴露都會影響人群的健康。但我們今天關注環境問題不僅僅關注這些，還要關注大氣溫度升高、道路交通設計、城市規劃建設，關注諸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支持性政策環境，以及造成社會性死亡、網絡暴力的信息環境，這些都會對社會和個人產生巨大的影響。”李立明說。

此外，他還提及了食品與藥品的質量安全問題，以及早產、出生缺陷、視力不良、超重肥胖、營養不良等兒童青少年健康問題，意外傷害、職業相關疾病等勞動人口健康問題，以及老齡化共病問題等。

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并提出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關于我國的執行情況，李立明表示，在2023年聯合國的總結報告中，我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得分為72分，在190多個成員國中排名第63位。而這與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并不相適應。

“具體到這17個指標，我們只完成了2個，還有5個面臨挑戰，7個面臨嚴峻挑戰，3個面臨重大挑戰，這意味著我們距離實現2030年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公眾健康和公共安全仍任重道遠，還需各位公共衛生同仁齊心協力，共克難關。”李立明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