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問責：讓“點名”成為常態

　　■ 社論

　　環保問責正在打破地方官場的好人主義，敢于硬碰硬，敢于動真格。

　　11月16日，根據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安排，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等8省區通過各自政府網站，同步公開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相關問責情況。經統計，8省(區)此次共問責1140人，其中廳級干部130人(正廳級干部24人)，處級干部504人(正處級干部248人)。

　　8省(區)1140人被問責，從人數上看并不多，不過涉及高級別官員之多，卻是此前罕見的。在之前，許多地方在環保督察之后，問責的大多是企業人員和基層官員，許多地方主政官員，不僅不會被問責，反而成為問責他人的主體。而現在，大批廳級干部、處級干部被納為問責對象，意味著環保問責正在轉變為著重追究領導責任、管理責任。

　　環保問責從向基層官員問責變為向高級別官員問責，此前早有端倪。2015年，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劃出了領導干部在生態環境領域的責任紅線。今年7月，在祁連山環境破壞事件中，包括甘肅副省長等多名高官被問責。9月，環保部公布“量化問責”制度，明確提出治污不達標最高可問責地市級市委書記。通過問責官員，倒逼環境治理，這樣治污路徑正越來越明晰。

　　當然，此一輪的環保問責，亮點不止于此。一些地方主政官員不光被問責，還被實名曝光。

　　例如，因為下轄企業落后焦爐未及時淘汰，包括牡丹江市政府副市長周景隆在內的多名市級領導干部，被點名問責；因為部分鋼鐵新增產能項目違規，徐州市副市長趙立群，鹽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倪峰等多名官員被點名問責；因為下轄企業未取得通過環評違規建設，包括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家富在內多名官員被點名問責；因為下轄企業拒不執行環保部門停產整治決定，上級政府對此不聞不問，洛陽市副市長侯占國，新安縣委書記王玉峰等人被點名問責。

　　類似的名單有著長長的一串，如此多地方主政官員因為環保被集中實名曝光，過去相當少見。反觀以往，我們看過太多的“批量化呈現”問責，許多地方總是高調宣稱問責了多少人，數字雖可觀，卻難見具體人名。

　　缺乏“點名”問責，不過是和稀泥而已。因為，沒有“點名”，就無從監督，民眾也難以判斷問責數字有無水分，判斷有沒有避重就輕。而對于官員而言，隱姓埋名式的問責，難以給當事者以震撼教育，更難以讓后來者引以為戒，避免重蹈覆轍。

　　問責就應當從“點名”開始。如今環保問責正在打破地方官場的好人主義，敢于硬碰硬，敢于動真格。治污不力意味著烏紗帽難保，只有如此，官員才會對治污有如履薄冰的危機感，對生態環境有發自內心的敬畏，從而抵擋住利益的驅動。

　　從向基層官員問責變為向高級別官員問責，環保問責釋放出越來越嚴的信號。治理環保“老大難”問題，就應給地方黨委政府的“老大”們戴上緊箍，對于責任官員的“不留情面”，失責必問、問則必嚴，如此才能讓官員真正負起責來，與公眾一起守護好綠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