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大草原上的“火種”

  “他們騎著馬到我們寺院里，住了大概一個月，每天背著一個大箱子到沼澤濕地里去做實驗。他們就是蘭州大學的（教授）。”2020年8月，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馬妙君在甘南科考時，偶遇一位僧人說起30年前遇到蘭大科研人員的事。僧人會的漢語不多，但卻將“蘭州大學”幾個字深深印在了腦海里。

僧人所說的正是蘭大老一輩生態學家陳慶誠、張鵬云、彭澤祥、趙松齡、王剛等人。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就開始在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寒草甸、沼澤濕地開展科研工作。

1992年，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杜國禎組織建立“甘南草原生態系統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以下簡稱甘南站）。發展至今，它已成為占地面積133公頃，集科學研究、教學實習、科技成果轉化、技術推廣服務為一體的實踐基地。

近日，蘭州大學甘南站和“甘肅慶陽草地農業生態系統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簡稱慶陽站）”獲批建設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

“抓住本質問題，穩扎穩打地往前走。”正如杜國禎所期待的那樣，這個甘南大草原上的“火種”正在以“燎原”之勢燃起。

到草原去

2004年6月，即將本科畢業的馬妙君第一次來到了甘南站做實驗。

路上，師兄說：“甘南草原就像Windows XP 的桌面一樣，藍天、白云、綠草，特別漂亮。”然而，見到美景的欣喜不到一天就被打破。在經歷了荒郊野外遭遇暴雨卻無處躲藏而渾身濕透的狼狽之后，馬妙君感到生態學和之前理解的“好像還不太一樣，夢想被澆滅了的感覺”。而這樣的經歷對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在甘南草原上做研究的導師杜國禎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飯。

1992年博士畢業后，杜國禎留校任教。他萌生了建立野外實驗臺站來支撐在甘南草原繼續開展工作的想法，“甘南重大的生態意義和獨特的高寒草甸生態系統，是蘭州大學生態學應該抓住的優勢資源”。

發源于巴顏喀拉山的黃河流經這里形成了黃河第一道灣，在瑪曲形成了我國面積最大的高寒沼澤濕地，使甘南草原成為整個青藏高原上擁有初級生產力、物種多樣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態系統。高寒草甸的面積占到青藏高原的49%，被譽為亞洲最好的牧場。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個地方都是生態學研究應該堅守住的陣地。”抱著這樣的想法，團隊圍繞該區域進行了大量的高寒草甸和沼澤濕地生態系統的退化和恢復機理研究。在團隊的保護、修復、研究下，該區域高寒草甸和濕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得到恢復，水源涵養功能大幅提升，對瑪曲的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保護起到重要作用。

坎坷建站

從蘭州到甘南州瑪曲縣有400多公里，對現在的馬妙君而言交通已不是大問題，“自己開車或租車半天時間就到了，再到瑪曲實驗站的話當天也能到”。

而在1992年杜國禎建站初期，路程遠且交通不便就是橫亙在他面前的首個問題。“從蘭州坐一整天班車到合作，再坐一整天班車到瑪曲，從瑪曲往鄉上或實驗場地走就沒有班車了。起初幾年是騎馬，得走兩天。后來自己聯系當地單位的車，一般要等個三五天；運氣好的時候碰上個蘭駝拖拉機，給司機付點酬金就把我們帶下去了。”

住宿同樣是問題。從最開始租牧民的冬窩子、自己搭土棚子、搭帳篷，喝的是山泉水，照明是太陽能電池板發的電，到現在擁有自己的房屋，杜國禎一點點地讓所有問題都變得不是問題。

相比生活條件保障上的坎坷，經費的短缺是甘南站發展的最大制約。“建站初期最大的經費支出就是給實驗場地修圍墻，沒有圍墻的話種的草很容易就被牲畜破壞掉，錢主要花在這上面。再就是買些簡單的工具，例如天平、卷尺、紙筆等。”杜國禎說。

剛開始站里的運行經費要么靠杜國禎自己墊錢，要么用其他科研項目的經費，到后來漸漸獲得了學校的經費支持，這才使甘南站的生活設施、實驗條件等有了大的改觀。目前，甘南站已經擁有總建筑面積1720平方米、生活設施齊全、可滿足一百余人長期住宿需求的房屋，擁有價值2000多萬元的監測草甸和濕地的儀器設備。

接力守望

慈祥、嚴厲、簡單，這是馬妙君眼中的杜國禎。而最讓馬妙君受益的，還是“杜老師那種堅持不懈、以身作則的勁頭和精神在我們團隊、臺站得以長期傳承下來，這也是臺站發展至今的最大源泉”。

從建站之初每年常住大約半年時間，到后來隨著工作越來越繁忙、每年待兩三個月，杜國禎始終沒有離開甘南草原這個工作平臺。

2014年至2016年青藏科考，時年已近60歲的杜國禎堅持帶著學生們奔波在青藏高原上，每天早上五六點出發、晚上八九點回來，再整理樣本到半夜，中午就在草原上喝礦泉水，吃白餅、榨菜。

在杜國禎的示范帶動下，從過去到現在，學生們在接到考察任務后總是毫不猶豫地外出。“學生看老師也是這樣做的，就沒有怨言了。師弟、師妹看師兄、師姐是這樣做的，也就不覺得委屈了。這么多年還沒有因為吃不了苦而放棄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