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發新藥流失挫傷我制藥業的創新發展

近幾年，我國不少重大創新藥物和技術成果，由于缺乏后續研發費用、無法打入國際市場而無奈地被外資收購或控股，中國已成為跨國醫藥公司獵取新藥的場所。

一、現象呈現：多個重大新藥成果和技術被外資收購或控股

重組人紐蘭格林是張江的澤生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澤生科技）自主開發的抗心衰基因工程新藥，已經申請了多項國際ZL。該藥在剛進入臨床試驗Ⅱ期之際被某跨國藥企收購。澤生科技以3700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和該藥上市后9%的全球銷售額分成，出讓了該新藥的ZL技術和全球銷售權。

重大創新藥物一直是我國制藥產業求之不得的“香餑餑”，為什么澤生科技卻將重大成果“拱手相讓”呢？原因是公司無力支付后期的研發費用和上市費用。

其實，澤生科技只是中國新藥研發企業的一個縮影。

2005年，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制的治療老年癡呆癥的重大新藥——石杉堿甲衍生物，在歐洲6個國家完成了Ⅱ期臨床試驗以后，因為無法承擔后續的高昂費用，以區區600多萬元的費用轉讓給了瑞士德彪藥業公司。

2007年，軍事醫學科學院一代號為“NJS”的新型抗癡呆中藥的研發，因資金壓力將獨家ZL許可權出售給英國植物藥公司，后者因此負責臨床研究以及在全球市場的開發。該院透露，這是目前國內醫藥最大額度的ZL許可轉讓，不過“這次出售的是獨家ZL許可權，知識產權還屬于我們，我們對他們的研發和經營都有監控權。”被轉讓的新型抗癡呆中藥，是從傳統中藥的甾體皂苷類化合物中提取的，目前已經完成全部臨床前研究，并申請了國家ZL。另外，在歐洲、美國等潛在市場也申請了ZL。

另一家研發企業——上海藥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股權的變化史，同時是公司一類新藥“腎參”所有權的變更史：2000年，公司由上海創業投資公司出資300萬元風險資金、占股65%，腎參研發者黃寰35%技術入股合而成立；2003年，腎參臨床試驗迫切需要資金,上海創投65%的股權因此被某港資收購，公司大股東易主，港資提供全部臨床試驗所需資金，腎參因此陸續申請了英、美、德、日、法等7個國家的國際ZL。此后，隨著港方逐步增資，黃寰35%的技術股比例被稀釋至10%左右。如今港商正籌劃以數倍于當年的收購價，把公司賣給其他國際投資公司。而一旦公司被外資控股，腎參的藥材標準所有權、ZL權以及產品的經營權都將控制在外資企業手中。

香港《大公報》在分析這一現象時還舉了上海凱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賽）的例子，凱賽擁有世界領先的利用生物法生產長鏈二元酸的技術。2006年9月，國外風險投資機構踴躍投資幫助凱賽擴大長鏈二元酸產品的生產、下游產品開發以及股份重組，百奧威達[1]（中國）、瑞士HBM基金、新宏遠創投資基金[2]以及上海浦東新區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以下簡稱引導基金）共同出資，為凱賽一期融資2600萬美元，其中引導基金200萬美元。2007年1月，由高盛牽頭，聯合新宏遠創等投資基金，又向凱賽投資5200萬美元，此時引導基金則以400萬美元退出。

還有更多的例子，據2月14日《醫藥經濟報》報道，在張江，有4個正在孕育國家一類新藥的中小企業已被外資參股或控股，而被外資后期介入的新藥則多達20—30個。報道因此說，“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生物醫藥基地誕生的不少新藥已經很無奈地轉姓‘外國’了。”

二、主流觀點：新藥成果的流失影響了中國制藥業的升級發展

對于新藥研發成果頻頻被外資收購這一現象的現實影響，有觀點認為它是制藥企業發展中的必經階段，認為收購成果的現象在國際市場上也相當普遍，印度、日本等制藥企業的成果也曾相繼被美國或歐洲企業收購。投資界的人士更是認為，對于新藥技術成果的“買”或“賣”，應該完全聽由市場。

但是更多的觀點認為，對于一直依靠仿制藥生存、亟待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的中國制藥工業而言，新藥成果的流失無疑不利于最近幾年剛有起色的自主創新發展。

首先是原創ZL新藥數量上不去。研發新藥的ZL權一旦被收購，即意味著該新藥的“易主”，原本屬于我國企業的ZL新藥從此成為跨國公司的ZL產品，這對于新藥開發能力一直孱弱的我國制藥業而言，無疑是“煮熟的鴨子飛了”。

其次是喪失國際市場主導權。重組人紐蘭格林是擁有全球ZL保護的原創新藥，據估算，其美國市場容量高達33億美元，年利潤高達11億美元；歐洲市場容量為38億美元，年利潤高達13億美元；全球市場每年利潤高達25億美元。ZL轉讓后，澤生科技只能分得9%的全球銷售額，絕大部分被外資公司獲得。

最終使得我國制藥業始終徘徊在附加值低的產業環節，產業發展受制于人。《大公報》評論說，從長遠利益來看，沒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掌握在手，始終是為他人作嫁衣。相比跨國藥企巨頭在ZL藥物上獲取的高附加值，新藥研發外包所獲利潤僅是大蛋糕上的一小塊。自主知識產權的ZL藥頻頻流失，醫藥產業鏈的創新一節將無法形成規模，產業制高點無法進占，只得徘徊于產業鏈的最下游——仿制藥。

《瞭望新聞周刊》報道說，一些跨國制藥企業往往是為了控制研發的進展，利用ZL戰略，有目的地收購中國的發明與ZL，然后非常技巧地將其擱置起來，或延遲這些項目的研發速度，同時加快自身項目的進展。結果使中國的一些發明和ZL，再也得不到什么ZL許可費了，更重要的是把潛在的競爭對手扼殺在搖籃中。

三、動因分析：外資主動介入和國內投融資環境不利共同導致

造成重大新藥成果外流有外因，也有內因：

外因是跨國公司和境外投資機構主動“跑馬圈地”。

最近幾年，通過并購、受讓、合作、投資控股等方式獲得新藥，已經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新藥戰略。憑借強大的資本優勢，他們常常能采擷到即將成熟的果實。

新藥研發需要巨大資金投入，國內缺乏獨具智眼的投資公司也是研發新藥花落別家無法回避的原因。一些研發企業在本土投資者眼中平淡無奇、前途莫辨，不敢輕易下注；可在國外專業投資者眼中，卻是一匹前途無量的“千里馬”，于是，又是投資新項目，又是幫助海外上市。

多年研究國際技術競爭的科技情報專家繆其浩研究員在接受訪談時指出，跨國公司一直把獲取外部技術作為企業創新的一個重要來源，更是其知識產權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他認為，諸多事實表明跨國公司最新的動向是把獲取廉價技術的觸角伸到了中國。

內因是國內投融資環境不完善，政策支持也不到位。

出讓新藥成果的公司大部分是迫于資金壓力，尤其是完成國際臨床試驗和市場開發的資金壓力，而國內的資本市場無法為之持續地提供大量資金，本土大的藥企也沒有收購的能力和魄力。例如，腎參研發者黃寰在資金短缺時也曾與國內的投資機構接洽過，但國內的公司完全不能承受至少6年的臨床試驗期以及需要不斷注入的資金。

澤生科技總經理曾表示，在“國內大企業很少有這樣的考慮”的情況下，企業最希望政府能夠對創新藥企開發國際市場進行資金扶持。而有專業人士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國家缺錢，而是缺少產業投資機制，缺少將各類資金引導到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和渠道。

當下，為了能盡快打開國際市場，獲取更多銷售利潤，越來越多的創新型企業和科研院所開始尋求國際合作，但是合作必然喪失新藥的自主權，我國的原創新藥變成了“洋藥”，最終的結果卻是企業在技術轉讓獲取資金的同時，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的國際市場，“洋藥”還可能回到我國市場上攫取高額利潤。《科技日報》評論說，這種國際合作的選擇不論是無奈還是自愿，都暴露出我國產業政策的缺位和投融資環境的不足。

四、防范關鍵：尋找現實、合理、可持續的解決之道

要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新藥研發的資金瓶頸必須突破，新藥研發技術和成果不容大量流失，而以國內目前的產業和投資現實，尚有諸多不足。

國內藥企尚不具備與新藥研發單位結成戰略聯盟的實力。在國外，大型制藥企業通常與研發型中小企業結成戰略聯盟，利用自身充足的資金和豐富的臨床研究經驗，快速完成新藥的研發和上市。但我國的大型醫藥企業盈利能力低下，并不具備可“供養”一個耗資幾億、甚至十幾億美元的新藥開發的經濟實力。還算實力雄厚的復星醫藥相關人士也曾明確表示：我們不是缺乏某一筆資金，而是缺乏足夠的抗風險能力。“輸不起”恐怕是國內眾多藥企一個普遍的現實心態。

國內市場不足以提供國際化所需的資金。據《科技日報》分析，國內市場自主創新藥的利潤只有15-20%，無法支撐國際臨床試驗的巨額費用。例如，重組人紐蘭格林國內市場每年所產生的利潤不超過1.5億元，5-10年也難以獲得完成國際臨床試驗所需的2億美元資金。即便能夠如此，等試驗開始時，該藥的ZL保護也即將過期。這一點，促成了新藥成果首選尋找境外合作者，以打入回報率高的國際市場。

融資渠道缺乏多樣性。我國尚未形成針對尚未盈利的高科技企業的多元化投融資環境。風險投資業尚處在成長期，還存在不少亟待改進之處，比如缺乏專業的風險評估認識，投資額度偏小，無法提供長期的資金保障；面向中小企業股票融資的創業板遲遲沒有開通；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尚未涉足企業并購、項目融資、風險投資等核心業務。這樣的情況下，成熟而富有經驗的境外資本當然就成了融資的首選。

面對以上諸多不容回避的現實，面對我國制藥業的創新發展、產業升級訴求，如何找到現實的、合理的、又有助于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創新發展的解決之道，乃是當務之急。

《科技日報》等媒體認為，對現階段中小企業最缺乏的海外臨床試驗資金，政府在政策扶持、資金投入等多方面大有可為。國家如果能給予資助，比如說由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基金提供資金，或者國家通過國有企業進行收購，實現中資控股，這樣將來新藥成功了，成果依然屬于中國。以重組人紐蘭格林進軍國際市場為例，國家可以通過創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以及其他國家科技產業基金，以撥款或貸款的方式給予企業開展國際臨床Ⅱ期試驗所需的2000萬美元的資助，企業在完成國際臨床Ⅱ期試驗以后，就可以通過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從資本市場募集國際臨床Ⅲ期所需的資金，從而解決國際臨床試驗的資本問題。這樣，企業和政府的資金壓力都不至于過大，為我國新藥國際化提供了可能性，也為高科技企業的產業化帶來新的思路，更不失為短期內快速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醫藥企業的一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