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彬：黨領導科技的歷史回顧與基本經驗研究

　　2021年2月19日舉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強調，要圍繞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深化改革，完善黨對科技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推動科技創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隊伍體系化、協同化，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決破除影響和制約科技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攻克重要領域“卡脖子”技術，有效突破產業瓶頸，牢牢把握創新發展主動權。這里明確提出要完善黨對科技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國家實驗室體系，統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加強科技基礎能力建設，強化科技戰略咨詢，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這里再次提出要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科技的歷程回顧

　　（一）探索階段（1921—1949年）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關于科學技術的最初認識，雖然這些最初認識沒有實現系統化和體系化，但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發展科學技術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最早的一批黨員中，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近現代科學技術的教育背景，或較早接受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思想啟蒙。他們對于在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得更為深切、更為全面。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思想逐漸應用于革命和斗爭實踐之中，并在實踐中逐步推動了科學技術事業的組織化、體系化與制度化發展。

　　土地革命時期，黨中央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在軍事、生產和群眾生活中的作用，大力提倡科學精神，尊重科技人才，推廣先進和實用技術，組織開展科技攻關，普及科學知識。開始把紅軍迫切需要的軍醫、軍工和無線電通信等技術工作，以及在廣大青年和基層民眾中所能進行的科學知識教育和普及工作列上議事日程。中央蘇區機關報《紅色中華》在重點聚焦時政的同時，還全面報道蘇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常刊發小發明、小知識、小常識，以此便利廣大蘇區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縫設了《農業知識》欄目，刊登《養牛須知》。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科技事業得到快速發展，科技在服務根據地建設和革命戰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穩步提高。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事業發展的政策和制度體系，不斷優化和完善科技組織建設，推動建立了一大批科研機構、學會等，初步鍛造和培養了一支“又紅又專”的科技人才隊伍。1939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1940年改為延安自然科學院。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學校（今日北京理工大學前身），為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成立培養和儲備了一大批技術骨干隊伍。1941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提倡自然科學》，10月創辦副刊《科學園地》，每周出版一期。

　　解放戰爭前期，國內的政治和軍事斗爭形勢更為激烈和嚴峻，不少科研機構與相關人員被迫進行大規模轉移，開展科技工作的條件明顯惡化，但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解放軍逐漸逆轉戰局，開始戰略反攻，解放區的空間版圖不斷擴大，開展科技工作的條件逐漸得以恢復。中國共產黨開始重整各類科技機構，廣泛吸納各類科技人才，為新中國建設做好準備。

　　概括來說，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工作，黨直接領導和管理科技，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初步建立起比較系統的科技體制，這一時期屬于科技領導體制的探索階段。

　　（二）初建階段（1949—195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讓科學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服務于國家建設，必須籌建新的科技體制。通過不斷探索，初步構建了新中國的科技體制，奠定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基礎。

　　如在科研體系方面，從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3月，建立了包括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產業部門研發機構、地方科研機構和國防科研體系構成的五路科研大軍。這一時期，各類科研機構陸續建立。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到1955年，中國科學院共有科研機構44個，職工7978人。同時，各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迅速恢復、調整和建立了當地的研究機構。東北地區組建了東北科學研究院。浙江省成立了省農科所、黃巖柑橘試驗場、省海洋水產實驗所和省淡水水產研究所等研究機構。河南省建立了洛陽、新鄉地區農科所和省水利科學研究所。陜西省建立了省農林科學院等研究機構。到1956年，全國共有地方科研機構239個，研究人員4000余人，分別占全國總數的58%和21%。

　　1950年8月，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協會）兩個組織，并選舉產生了兩個組織的全國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全國科聯自成立之時起就致力于推動各個專門學會的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據統計，到1955年底，全國科聯從1950年成立時的19個學會、3個科聯分會、學會會員1.7萬人發展為25個學會（此外還有9個籌備中的學會）、24個科聯分會、學會會員5.7萬余人。除組織建設外，全國科聯還負責指導各專門學會開展各項業務活動，組織各專門學會根據國家建設需要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并根據國家有關任務（如科普等）的安排開展相關活動。

　　概括來說，這一時期，在黨的科技領導體制方面形成的基本框架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衛生）處（1951年11月成立，1954年改組為科學處）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作為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領導全國科技的主要機關，中國科學院作為政務院組成部門行使政府部門職能。中國科學院作為“主管國家科學事業的政府職能部門”和“全國科學領導中心”，通過探索建立專門委員制度、專業工作委員會和學部制度，逐漸確立了在新中國科學事業中的學術領導地位；全國科聯是自然科學各專門學會的聯合組織，是黨和政府對科技進行領導和統籌的“群眾基礎”。在實際工作中，從黨中央層面來看，中宣部科學（衛生）處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三）定型階段（1956—2012年）

　　1956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后，初步形成了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為核心的領導體制，新中國的科技領導體制基本定型。1956年5月，在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上決定增設國家技術委員會。1958年9月，經黨中央批準，全國科聯和全國科普協會合并，正式成立全國科技工作者的統一組織——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1958年10月，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成立。1958年11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之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陸續成立了各級科委（或科技局）。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具備了整合和配置各類資源的能力和頂層設計能力，為改革開放后的科技事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體制基礎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后，科學技術在推動和發展生產力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國科技事業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鄧小平明確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同時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大力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動員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1982年，國家科技攻關計劃開始實施。1983年，國家重點實驗室開始啟動建設。1986年，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985年3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加快了科技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融合發展的步伐。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即著名的“863”計劃）。1988年，與“863”計劃相銜接的火炬計劃實施。1991年，啟動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建設。1991年，鄧小平及時準確把握國際競爭的實質與世界科技革命的新趨勢，作出了“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指示，為促進我國科技產業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行動指南。1991年，攀登計劃開始實施。199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決定在全國建立26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由此拉開了我國建設國家高新區的序幕。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論斷為基礎和標志的鄧小平科技思想，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科技思想的系統化與理論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適時把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本質，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將科學技術進一步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中。1992年3月，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1993年7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1997年，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即著名的“973”計劃）實施。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被進一步提升。

　　進入新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推進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立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發展指導方針。實施16個科技重大專項，推動形成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將科技創新提升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高度。

　　201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這是指導我國科技改革發展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又一個綱領性文件，體現了我國解決科技和經濟“兩張皮”，推進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心和信心。

　　概括起來，這一時期科技領導體制基本上是黨中央通過國務院組成部門（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國家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委或1998年后改稱的科技部）對全國科技事業進行領導。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不再具有領導職能和政府行政職能。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黨和政府聯系科技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中國科協由全國學會、協會、研究會，地方科學技術協會及基層組織組成，屬于中直系統的群團體系，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

　　（四）完善階段（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精準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的大趨勢，推動我國科技創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中央領導國家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科技領導體制，推進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實現發展驅動力的根本轉換奠定體制和機制基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邁向科技強國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創新為首位的新發展理念，將科技創新作為發展動能轉換的關鍵性因素，提出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力求在2020年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要求與部署。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的科技發展實現了由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的跨越，2020年，我國也正式跨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根據該方案，新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財經委員會（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為中共中央直屬議事協調機構，負責相關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目前在黨中央層面，中央財經委員會負責對科技工作進行領導和統籌。同時，該方案將科學技術部、國家外國專家局的職責整合，重新組建新的科學技術部，為進一步深化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建設奠定了組織基礎。

　　2018年8月，國務院印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成立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的通知》，將原來的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調整為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此前已成立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研究、審議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規劃及重大政策等工作。這一重要舉措，對全面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國家科技領導小組主要有三項重要職責：一是研究、審議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規劃及重大政策；二是討論、審議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重大項目；三是協調國務院各部門之間及部門與地方之間涉及科技的重大事項。

　　目前的國家科技領導小組，體現了新時代國家對于科技工作進一步重視和加強，特別是領導小組組成人員中增加了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代替原來的國家經貿委主任、國防科工委主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人民銀行行長、國資委主任、中央軍委科技委主任和中國科協黨組書記。表1比較了1998年國家科教領導小組與2018年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的組成人員，可以看出科技工作涉及的單位和部門比以往更多了，國家對科技工作針對性更強，力度更大，更有利于科技工作的統籌和協調。

　　概括來說，目前的科技領導體制就是黨中央通過中央財經委員會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通過國家科技領導小組（主要是國務院層面）對科技戰略、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重大事項進行審議和協調，日常領導工作主要通過授權國務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門（科技部）來實現，通過群團組織（中國科協等）團結和凝聚廣大科技工作者。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科技的基本經驗

　　（一）與時俱進是黨領導科技的鮮明時代特征

　　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圍繞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世情和國情，立足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需求，經過不斷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觀和領導管理模式。這一科技觀與時俱進，可以進一步細化為自力更生的科技觀、自主創新的科技觀和自立自強的科技觀。

　　在科技政策領域，可以發現科技政策始終與國家當時的形勢和中心任務密切相關。為了更高效地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改革開放前，科技政策與國家的政治與軍事國防需要緊密相連；改革開放后，為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尊重科技發展自身的規律，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不同優勢，科技體制改革成為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的關鍵，成為科技政策的核心議題。

　　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政策體系也在不斷探索和實踐中逐漸建立、優化和完善。從宏觀視角看，科技政策從早期的科技管理輔助手段，逐漸演化為科技體制機制的重要保障，從政策文本到科技立法，都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形成了以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為主要形式，以科技管理和科技活動為主要調整對象，以科技計劃、科技財政、科技金融、科技人才、民生科技等為主要政策內容的科技政策體系。

　　從毛澤東同志號召“向科學進軍”，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胡錦濤同志提出“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科技自立自強”，縱觀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每一個歷史節點，黨中央始終牢牢把握我國科技創新的正確方向，審時度勢，與時俱進，適時做出重大戰略調整與部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不斷推高科技事業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中的地位。

　　（二）科技為民是黨領導科技的內在價值追求

　　堅持“科技為民”的價值觀，既是落實“為人民服務”這一黨的根本宗旨的具體要求，也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路線在科技領域的具體運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科技政策思想的內在價值追求。

　　在土地革命時期，為開展紅軍迫切需要的軍醫、軍工、無線電通信等技術工作，各蘇區普遍開辦醫院、兵工廠、衛生學校、無線電訓練班等。由于創業維艱、戰事倥傯，此時的科技事業有著臨時性、應急性、因陋就簡的特征。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共中央和各邊區政府制訂了一系列致力于改善人們生產和生活的科技政策，科技工作者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對科學和相關技術的研究，推動和加速了邊區科技事業的發展。在中央有關科技政策的指引下，科技人員提出并指導推廣了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增施肥料等一系列農業新技術，如用馬蘭草解決造紙的原料問題、從植物油中提煉煤油、用硅酸鹽制造硫酸和炸藥、汽油的代用品等，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初步建立了紡織、兵工、造紙、煉鐵、機器制造、被服、制革、肥皂、火柴、制鞋、玻璃及基本化學工業等，極大地促進了邊區的工農業生產，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先后創辦了中央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邊區醫院、八路軍野戰醫院等50多個醫療衛生單位，毛澤東主席多次強調“打破宗派主義”，走中西醫相結合的道路，極大改善了軍隊的醫療工作水平和群眾的衛生健康水平。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的科技基礎十分薄弱。1954年6月，毛澤東主席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956年4月，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由周恩來、聶榮臻等牽頭，國家成立了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調整了科研力量和機構設置，確立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國很快有了中國歷史上的無數個第一：生產出第一架飛機、第一臺拖拉機、第一輛汽車，自主研制成功發射了“兩彈一星”，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順利下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首次培育成功強優勢秈型雜交水稻等。1964年，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新時代的科技創新，強調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科技創新活動之中，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圍繞最緊急、最緊迫的問題去攻關，同時重視科學家的興趣和好奇心在實現原始創新和顛覆性創新中的重要性，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增進人民福祉，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三）人才為本是黨領導科技的可靠制度保證

　　科技發展除了堅持科技為民的內在價值追求外，黨還牢牢堅持人才為本的可靠制度保證。落實好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建設宏大的科技創新人才隊伍，是中國共產黨科技政策思想的重要出發點、著眼點和落腳點。加強對科技人才的政治引領、工作保障、生活關心，是落實好黨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人才）政策的關鍵。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新中國成立后，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充分發揮科學家的積極性成為黨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人才）政策的重要內容。黨積極爭取留居國外的專家學者、科技人才和留學生回國效力，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等共計?1?536?名高級知識分子從海外回國參加國家建設。1962?年，周恩來同志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然而，在以后若干政治運動中，一些科技工作者仍然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對待，積極性被嚴重挫傷。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做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重要論斷，表示甘當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長”。黨中央抓緊落實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人才）政策，重新回歸人才戰略定位，積極改革體制、創新制度、完善政策，激發各類科技人才活力，迅速恢復被撤掉的科研機構，恢復科研人員的專業技術職稱，實行技術崗位責任制，我國的科技事業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世界領先成就的陳景潤為研究員，這在當時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全部科技史都證明，誰擁有了一流創新人才、擁有了一流科學家，誰就能在科技創新中占據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著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向用人主體放權，為人才松綁，讓人才創新創造活力充分迸發，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盡展其長。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做好團結、引領、服務工作，真誠關心人才、愛護人才、成就人才，激勵廣大人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

　　目前，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1?億人，規模繼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強化引領、優化服務、提升質量、激發活力將成為未來科技人力資源發展戰略的重點。全方位優化和改進科技人才識別、培養、使用、匯聚、激勵和評價機制，進一步釋放人才干事創業的活力，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頂尖科技人才，努力培養更多的科學巨匠、能工巧匠、大國工匠，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人才高地，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