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科學家不應當被噤聲

　　審判伽利略：400年后，科學家仍然因為直言不諱而受到迫害

　　在伽利略之后的400年，科學家們仍然因為直言不諱而受到迫害。不應當利用法律遏制辯論。

　　1633年，意大利天文學家兼物理學家伽利略?伽利雷因為提出地球可能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受到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審判，并被判有罪。

　　將近400年后，科學家和那些代表科學家說話的人們仍然因為表達基于他們的科學專家經驗的觀點而正受到迫害。

　　例如，3年前，尼日利亞科學院在批評了當地的一位醫生研發出一種艾滋病疫苗的主張之后，被這位醫生告上了法庭。

　　2009年，英國科學作家Simon Singh因為在報紙的一篇文章中說脊椎指壓治療者（他們相信通過操縱脊椎可以治療一大批疾病）的某些主張是“假的”而被判誹謗（這個判決最近在上訴中被推翻了）。

　　與此同時，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因為它的前教員Michael Mann的資金申請中的陳述而受到州總檢察長的調查，Mann關于全球變暖嚴重性的觀點受到了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挑戰。

　　如今秘魯的一位著名生物學家因為把另一位生物學家的一個主張說成是“虛假的”而獲得了緩刑的判決，后者聲稱在當地玉米作物中探測到了商業公司生產的轉基因物質。

　　當然，不能期待科學家面對的規則與社會其他部分不同。當一位科學家被發現有欺詐行為的時候——諸如故意偽造主張從而獲得政府資助——法律的全面制裁肯定是合適的。

　　但是法律不應該用于懲罰批評缺乏科學信譽的人們的觀點，或者批評那些讓自己與其他科學家的有爭議分歧進入公共領域人們觀點的科學家。

　　在上面這些例子中，對科學家或科學作家采取或者威脅采取的法律行動主要并不是針對純粹科學辯論的陳述，而是針對成為了重要公共辯論的一部分的科學分歧的陳述。

　　當科學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在發展問題（從疾病預防到糧食保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時候，重要的是不要讓過時或錯誤的法律阻止科學家參與這種辯論，他們在這種辯論中能夠確保討論是基于可靠的證據。

　　當然，學術資格并不能讓科學家獲得任意評說別人的行為的權利。科學家應該把他們自己限制在評論那些他們可以展示出適當的專家技能水平的問題上。

　　學術自由的范圍并不包括挑戰其他科學家的動機，而只能適用于事實或者科學家的陳述。這類似于出版自由并不包括侵犯個人隱私。

　　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法庭不應該成為關于證明的或假設的科學證據的有效性爭議的仲裁者。盡管同行評議過程有許多缺點，它仍然是我們擁有的判斷科學進展和分歧的最佳機制。

　　法律行動不應該用于阻止科學家基于專家意見而做出的公開陳述——不論他的陳述多么強烈，或者這個話題多么具有爭議。

　　各國科學院著手處理這一問題，這是恰當的（正如秘魯的這個案件）。但是人們擔心的并不僅僅限于科學界。所有國家應該審視它們的關于誹謗的法律，并評估它們是否可能阻礙社會關心的重大問題的知情辯論。

　　例如，英國的新的聯合政府已經承諾考慮修改法律，從而更好地保護Singh這樣的人，并讓他們在重大辯論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不會擔心一個有歧義的句子可能導致個人破產，甚至會被判入獄。

　　目前有權起訴科學家——顯然秘魯就是這樣——的其他國家應該考慮這樣做是不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印度政府近來威脅把警告轉基因作物的危險的科學家投入監獄也是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