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萬水千山，他要為歐洲的成功尋一個解釋

地球科學家、科學作家趙豐在一篇有關單位計量的文章里開篇就提了這樣一個問題：用地球的平均半徑6371千米乘以π再除以2，為什么得到的數字非常接近整數1萬？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的確愣了一下，但隨即就明白了個中意味。今天的“米”當初就是取赤道到北極點弧長的千萬分之一的長度，稱作“米”。 

米制的建立是計量科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而這個從赤道到北極點的弧長正是基于法國科學院對自敦刻爾克至巴塞羅那實測數據的換算。那是1791年，一個實測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測量，地遠天高，南北縱橫，人類能看到多遠，測量的腳步就能延伸到多遠。 

不過，測量以及定量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這就是美國歷史學者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在《萬物皆可測量：1250—1600年的西方》（以下簡稱《萬物皆可測量》）一書所要呈現的內容。 

我在最初看到書名的時候，以為它會講述一個踏遍萬水千山的故事，及至看完，才發現它的內容遠比我以為的豐富。該書緣起于作者想要為歐洲的成功尋求一個解釋的探索。人們通常認為，歐洲的成功來自科學和技術的崛起與發展。在克羅斯比看來，這一解釋雖然對過去幾代人以及當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仍然適用，但再向上溯源則并非如此。他的結論是，歐洲的優勢更多體現在思維習慣上。 

他以1250年至1600年，即中世紀后期乃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作為觀察樣本，但并未將其視野局限于我們以往所熟悉的“科學”史，而是延伸到這一時期歐洲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包括制圖師、銀行家、企業家以及所有在那個時代引領潮流的人群，并由此發現這些看似各自為政的人彼時正在經歷著一場共同的變革。1300年左右出現了量化的跡象，這一思維習慣在這些最活躍且走在時代最前沿的人中蔓延，并取代了定性認知方式，為歐洲的優勢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二 

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活動，源頭來自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從數理科學的角度來說，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是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柏拉圖是一個鐘情數學的人，當然這里的數學主要是指幾何，他認為宇宙萬物及其運行都可以通過精確的幾何計算來解釋。他的影響一直延續了千百年，甚至撰寫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牛頓也深受影響。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則是一位注重感覺與經驗的耿直大叔，與他的老師正相反，他注重感官材料，而對數學在解釋這些材料方面的作用抱懷疑態度。他從對日常現象的觀察入手構建了他的物理學大廈。 

中世紀的歐洲深得此二位古代導師的真傳。在《萬物皆可測量》中，作者對此表達得更加直白，“科學可以被定義為將具有柏拉圖式精確性的數學應用于亞里士多德所謂未經雕飾的現實后得到的產物”。 

現今數字對我們來說是用來使問題變得更為精確的方式，但對中世紀早期的歐洲人來說，數字則是充滿詩意和想象的，他們尋求的不是對物質現實的把握，而是指向現實背后隱秘世界的線索。即便如此，變化也在緩慢地發生，比如時間。 

書中提到的一個事例很有代表性。1519年尤卡坦半島，一位名叫阿吉拉爾的歐洲人在被困多年后獲救，他見到救援人員的時候，第一個問題是那天是星期幾，而當他得知答案與他想的一樣時，激動得哭了起來。這并不是他得知他用以計算日期的歷法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他在那些跟他不同信仰的人中間還能堅持做禱告的時間表。 

阿吉拉爾對歷法的這種堅守，被認為在他那個時代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說，歷法看起來只是對一年日期的劃分，但歷法體現的不僅是其準確性，正如阿吉拉爾的態度中所顯示出的那樣。 

阿吉拉爾對歷法的堅守或可視為一種個人的選擇，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顯示了歷法與傳統和習俗密切相關，要改變起來并不那么容易。 

與之相比，“小時”并沒有負載如此厚重的歷史遺產，因此更容易改變。機械時鐘在14世紀初出現，標志著歐洲已經進入了量化時間的時代。在此之前，歐洲雖然也有“小時”的概念，但與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小時”相去甚遠。 

由于歐洲的晝夜時長在一年之中變化較大，為了讓晝與夜都是12小時，歐洲一度有一套不均等的小時制，雖然都叫作“小時”，但時長并不相同。擒縱器的發明及其在機械時鐘中的應用使情況發生了變化，它以機械的方式實現了時間的均分，隱藏其后的思想則是把時間看作“由一連串單位量組成的連續不斷的事物”。后者正是定量化所依托的基礎。無論是時間與空間還是音樂與數學，莫不如此。 

三

對于“萬物皆可測量”這個故事來說，一個均質的、“由一連串單位量組成的連續不斷的”世界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叫作“視覺化”。助力水手們遠行的航海圖、商人們熟悉的復式記賬法、音樂家們記錄與傳遞美妙旋律的曲譜……所有這些使得定量化的努力凝固在紙面上，得以被傳遞。 

作為一部視角獨特的關于中世紀的科學與社會關系史，《萬物皆可測量》以定量化與視覺化將中世紀的知識進化史與社會史連接成一部完整的故事，努力尋找看似不相關的人群、事物與活動背后隱藏的關聯。 

在那個知識緩慢生長的年代，來自古人的智慧與現實世界的需求——商業、航海、藝術以及種種相遇，重新塑造了歐洲人觀察世界的眼光和思維方式。在這樣的目光注視下，那些一度被認為不可捉摸的事物變成了網格定位圖上的觀察對象。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這大概算不得陌生。從一天24小時的晝夜往復，到年復一年的時光流轉；從美妙旋律背后的音調與節奏，到單位財務的賬簿，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定量的世界中，并對由此獲得的確定性感到安心。而此書則讓我們看到，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已經有一大群人在為尋求萬物背后的確定性而不斷探索了。 

雖然書名叫作“萬物皆可測量”，但作者并沒忘了提醒我們其實還有一些東西并非如此。比如在《記賬》一章中他就坦率直言：“我得承認復式記賬法能確保清晰，但不能保證誠實。” 

正所謂，萬物皆可測，唯有人心難測。那么，在一個因均質而可量化、因量化而具有確定性的世界，難測的人心將如何安放？這當然已經超出此書所要討論的范圍，不過，如果有人愿意將之寫成一本書，想必也會很精彩，至于書名，或可叫作“那些不誠實的會計和他們的復式記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