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萬元，他們建起國內第一家醫院科研實驗室

　　時至今日，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王憲還能回憶起，33年前從北京趕到山東曲阜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以下簡稱青年科學基金）答辯時的一些細節。那時人們還不知道PPT是什么，連投影儀都尚未普及，在今天看來有些簡陋的會議室里，王憲把精心準備的答辯內容一張張貼在墻壁上。滿篇圓熟、秀麗的毛筆字，是她當時的同事、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韓啟德幫忙寫的。

　　答辯成功后，王憲跟韓啟德開玩笑道：“是因為你的字兒寫得好!”

　　這筆基金的資助金額為3萬元。要理解這個數字的意義，可以參考一下他們最初創建實驗室時的“啟動資金”：3000元現金和一個9平方米的小房間。

　　3萬元的一場“及時雨”

　　1988年，王憲從美國芝加哥洛約拉大學訪問歸來，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海歸”。她接受了自己的父親——著名消化生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均的建議，入職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醫院（現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心血管內科。沒過多久，她在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現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讀研究生時的副導師韓啟德也調來了。

　　兩個青年人在心血管內科主任陳明哲教授的支持下，搗鼓起一項大事業：在醫院里建個基礎科研實驗室。別看現在各大醫院都設有科研實驗室和轉化醫學中心，但在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這種醫院科研實驗室。好在陳明哲非常開明，給他們批了一個9平方米的房間，還拿出了自己手頭僅有的3000元經費。

　　“我們就從這么一個草臺班子開干了。”王憲略帶自嘲地對《中國科學報》說。韓啟德“主內”，負責實驗室研究體系的搭建；王憲“主外”，騎一輛28英寸的自行車滿北京跑——購置設備、買實驗動物、請人裝修、招人做實驗……

　　很顯然，3000元只是杯水車薪。青年科學基金開始申報的消息，如同一場及時雨到來，大家迫切期待甘霖能降到這片9平方米的小天地。因此，王憲趕赴山東參加答辯時，幾位學科前輩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和幫助。而她也不負使命，順利把“第一桶金”帶了回來。

　　有了資助，事情推動起來就更快了。在陳明哲的領導下，他們創造了一種當時國內前所未有的模式：基礎醫學科研人員跟臨床醫生一起做實驗，幫助臨床醫生培養研究生。在這個小小的實驗室里，他們收獲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學發現，例如醫院最初常用的YG激光對血管損傷較大，因此更改為準分子激光。此外，他們還自主研發了光纖前端探測頭，使其更加光滑，以減少冠脈損傷……

　　這些舉措開創了我國心血管領域臨床與基礎研究相結合的先河。而最初的“草臺班子”，如今已經發展成為擁有5位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教授/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的北醫三院血管醫學研究所。

　　“我是科學基金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王憲看來，獲得這個青年科學基金的意義不僅僅是金錢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特別不自信。”王憲說。盡管她的父親是國內最早當選的院士（學部委員）之一，但她卻由于時代原因，沒能接受很好的教育。“我連高中都沒念，初中畢業做了6年工人，后來作為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學習了臨床醫學。在我們那屆之后，壓頂而來的就是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其中不乏積攢多年的‘尖子’‘精英’。我‘夾’在中間，總覺得自己基礎薄弱、能力有限。”

　　而青年科學基金的成功申請，讓王憲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信念。從此，她一路的成長進步，幾乎再也沒有離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支持。1994年，她獲得了首屆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以下簡稱“杰青”），是當年生命學部評出的唯一一位女性“杰青”；后來她又獲得了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在內的國內外30多項科研基金項目；2008年，她作為帶頭人，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項目“代謝綜合征及其血管病變”，其團隊成為心血管領域的第一個創新研究群體……

　　她時常感慨：“我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后申請次數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科研人員之一，也是科學基金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除了創新研究群體項目申請3次終于成功外，王憲申請的各類科研基金項目基本達到“百發百中”。為此，常有同行和后輩來向她“取經”。她總是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寫好立論依據是最關鍵的。你在申請項目前，要先做足夠的預實驗，做到心里有數；同時，你要在簡歷中展現出你有能力、有資質完成這些實驗。這樣你寫立論依據的時候，評審人就能確認，你的創新性科學設想是有依據的，你也是有能力實現目標的。”

　　30多年間，王憲主要致力于研究內源性心血管活性多肽的保護作用和新危險因素高同型半胱氨酸的免疫-代謝的致病機制：在國際上率先系統地比較了降鈣素基因相關肽對不同類型血管的舒張作用和心臟作用的特點及其分子機制；首次證明了降鈣素基因相關肽與失血性休克及出血性腦血管病的發生和發展密切相關，并且證明了此肽為機體神經免疫調節的重要介導物質之一；揭示了高同型半胱氨酸加速心血管疾病的炎癥免疫分子機制……這些研究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制，并尋找更精準、有效的干預方法提供了新的方向。

　　2004年，王憲的工作被收錄進《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實施十周年巡禮》一書中，她還受邀到自然科學基金委作經驗分享和交流。這讓她心生感慨，科學基金給科研人員帶來的支持，絕不僅僅是簡單“給錢”。在予以資助之后的很多年里，自然科學基金委都會追蹤這些科學家的工作表現。這種漫長、全程的關注，既是持久的激勵，也是無言的鞭策。

　　讓長河奔流不息

　　對王憲來說，科學基金早已是她不折不扣的“老朋友”。但她發現，年青一代對這位“老朋友”的態度，與自己當年頗有不同。

　　“常有年輕的科學家對我說，不獲得‘杰青’，不戴上這頂‘帽子’，好像就沒法做科研了。剛開始聽到這樣的聲音，我特別不能理解。”王憲說。在她20多年前獲得“杰青”資助時，雖然也收獲了一些賞識和羨慕，但身邊沒有人把這件事看得特別要緊，也沒有附帶過多的利益。

　　類似的聲音聽多了，她也逐漸理解了。獲得“杰青”、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在科研人員的職業生涯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工作、收入、職稱、后續發展機遇……當有越來越多的東西與科學基金掛鉤時，人們對科學基金的態度難免越來越“著急”。

　　“可科學是急不來的。”王憲說，“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一些較為‘小眾’‘冷門’的研究要得到認可會更難，特別是真正‘從0到1’的突破性成果，平均要遲滯15～17年才能得到獎項的認可。如果一個人總是奔著拿基金和獲獎做研究，就可能放棄一些非常可貴的方向和契機。”

　　王憲時常想起父親——1950年歸國的老一輩科學家。他在沒有任何科學基金項目支持、極其艱苦清貧的環境下，努力做著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無法讓今天的年輕人都像老一輩人那樣，只能盡可能幫助和支持他們，去做更好、更有意義的工作。”她說。

　　她建議年輕同事，不要做那種“工匠”式的研究——抱著一套研究方法，換個不同的基因就再發一篇文章，而是要真正面向重要的科學目標，解決一些重要的科學問題，勇于探索，勇于突破。

　　令王憲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圍繞“破五唯”的一系列措施，讓人們為“帽子”而“內卷”的現象有了一定改觀。而自然科學基金委正圍繞推動科研范式變革和提升科學問題凝練水平兩個重點，持續推進科學基金系統性改革，這也逐漸讓科學家們看到了新的“指揮棒”。

　　這10年來，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血管穩態與重構的調控機制”的支持下，王憲和她的團隊持續凝練心血管疾病中重要的科學問題，吸引了不少領域內的優秀力量加入，也引進一批來自其他交叉學科的人才。她所在的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生理學與病理生理學系，已經涌現出多位優秀青年人才。

　　“與科學基金相伴成長的這些年，就像一條漫漫的長河。我們沉浸其中，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在創新群體研究項目中，在重大專項中，我們培養了一批后起之秀，用人才寫出了一本‘活的論文’。我由衷地希望，這條長河能繼續奔涌下去，讓我國的心血管疾病研究事業長盛不衰。”王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