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了獎為何還壓抑？基礎科學研究者呼喚社會理解

他們為什么感到很壓抑?

――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者的喜中之憂

　　“這種項目怎么還會得獎?”坐在旁邊的一名媒體同行橫掃了一遍項目簡介，再把一行行字母和專業術語瞥了一眼，仍然無法理解之后，小聲地沖我嘟噥，“看不懂，這有什么用?”

　　我愣了一下：“自然科學獎就是這樣。”

　　這是發生在2010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項目集中采訪會的一幕。

　　在這次采訪會上，作為受訪者的中科院院士段樹民，顯得有點落寞。由他和同事完成的“膠質細胞新功能的研究”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過去人們一直認為膠質細胞沒有信息處理功能，而段樹民的研究發現，膠質細胞參與學習記憶等腦高級活動，可以幫助人們從新的角度認識腦工作原理。

　　但比起緊密聯系國家建設、相關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科技成果，“膠質細胞”實在太“陽春白雪”，和者甚寡。

　　輪到提問環節，也只有一個專業科技類報紙的記者提問，而他的問題，又似乎不太“自然科學”：“這個項目能應用嗎?”

　　“這就是轉化醫學要做的工作。”段樹民回答得干脆。

　　之后，沒有圍追堵截，也再沒有記者去采訪他的項目。

　　“其實，科學探索，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就像踢足球，很好的球員，不一定就有進門的機會。成功有時靠運氣。”段樹民舉例說，“比如研制新藥從基礎研究到臨床周期非常長，有的要花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不可預期，不可能一兩年就應用。”

　　“現在一談到基礎研究，人們就常忘記了它的本質，只有談到應用，才能抓住興奮點。”這令段樹民很是郁悶。

　　“其實，媒體報道我們也是勉為其難。”與段樹民有同感，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獲得者彭練矛坦承，“不單是記者，整個社會對基礎科學研究的了解和理解都不夠。”

　　在表彰后的喧鬧采訪報道活動中，有這樣一群人，總是難以被大眾聚焦，成為甘坐冷板凳的“小眾”。

　　上世紀90年代回國的彭練矛，意識到微電子學發展到2020年后必將走到物理極限，因此早在10年前就盯住下一代電子學，選定碳基納米管和石墨烯作為研究材料。

　　“科學研究肯定要經過追趕、跟蹤的過渡階段，但我們不能永遠追隨發達國家的框架、方向和標準，進行‘零敲碎打’的工作。否則最終也是在科技制高點上受制于人。”在彭練矛看來，必須要在源頭創新，在原創領域引領，瞄準國家未來二三十年后的產業進行前瞻性研究。

　　“以我所研究的納米領域為例，我國發表的納米科技論文總量近年超過美國排名世界第一。現在，我們可以自稱納米科技大國，為什么不敢拍著胸膛說是納米科技強國?”彭練矛一針見血地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納米研究還出現結構上的滯后，如大部分研究都停留在低端的納米材料制備，而與未來技術密切相關的納米器件、納米加工等領域卻相對薄弱。 “可是，我們總有一種慣性：看看別的國家做什么，我們再去做什么;看外國做得怎么樣，我們再進行判斷和決策。”彭練矛說。

　　彭練矛很欣賞蘋果公司的堅持和韌勁，雖然“拿此比喻基礎研究也許不恰當”，但彭練矛還是認為，“即便在應用領域，蘋果公司始終堅持自己的產品研發思路，追求完美，初期沒有把商業利益放在首位，在遭受沖擊時仍堅持自己的理念。結果，好的東西在積淀了若干年后，釋放出巨大的創新潛能，并引領了整個行業”。“給基礎研究投項目，希望三五年就出成效、立竿見影是不可能的。基礎向應用轉化十幾年后才會見到效益。”

　　中科院院士戴金星獲得的自然科學獎二等獎項目，就是最好的例證。戴金星研究的“中國天然氣成因及鑒別” 改變了中國勘探天然氣的指導思想，煤成氣占全國探明天然氣儲量從9%增加到69%。

　　“30年啊，整整30年。”戴金星掰著3個手指頭告訴記者，煤成氣的理論開始也遭到反對，讓大家接受也是個長期的過程，然而，一旦理論獲得突破，指導應用的效能是巨大的。“科技進步以及應用產品的獲得，都是因為理論上有所突破。強國必須要強基礎研究，當基礎研究積累到一定量后，必然會有一大批原始創新的成果迸發。”

　　“突破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急功近利的導向不得到徹底改變，踏實做基礎研究的人就很壓抑。”段樹民感慨，社會經濟發展很快，大家都有點心浮氣躁，對基礎科學研究者也缺乏尊重，身邊有些從事前沿高端研究的工作者面臨著生活和興趣的矛盾。

　　少一點亦步亦趨，給我們多一點時間“仰望星空”;少一點急功近利，給我們多一點精力腳踏實地。采訪中，不少像段樹民一樣的基礎研究工作者發出呼吁：鼓勵自由探索，不再讓科研人員為頻繁申請項目而苦惱;以人才為導向，對認可的團隊給予穩定支持，簡化后續復雜的評審;注重政策的延續性，一旦確定方向，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搖擺……

　　“我們經常提科技成果轉化，如果沒有基礎研究等的原創成果，我們轉化什么?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段樹民說。

　　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年國家科技獎勵公報上，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