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揚宗：文化、制度與中國科學發展

　　●功利主義科學觀以工具主義、技術主義為主要特征，自培根以來就大行其道，科學被視為改善人類生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

　　●與科技有關的制度是近代科學發展以來逐步形成的，是近現代科學傳統與科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中國所固有的，制度的移植和建設較之知識和技術的引進復雜和困難得多。

　　●科學是近代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制度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必須充分吸收科技先進國家的科技制度文化，加強科技體制建設，引導科技界尊重科學傳統和科學規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文化和社會變革鑄就了中國科學的曲折發展道路。當中國經濟正在崛起、中華民族邁向復興的今日，充分吸收現代科技制度文化，加強科技體制建設，仍然是中國科學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個半世紀的坎坷歷程

　　近現代科學形成于16~17世紀的歐洲，中國早在明末清初即已接觸哥白尼、伽利略的科學成果，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卻是十分曲折的。從清末道光咸豐年間西方近代科學輸入算起，已超過了一個半世紀。這160多年的歷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個50年，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指導思想，近代科學知識和技術逐步傳播開來，但國人對科學的認識，僅限于器物層面，科學本身仍隱身于傳統經學的“格物致知”名下，而與科學有關的制度，如近代大學和專業學會、國立研究機構等，幾乎還沒有進入中國人的視野。至于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人們的認識也還相當膚淺。

　　在第二個50年，中國廢除了科舉制度，建立了現代教育制度，將科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一批留學生在歐美科學發達國家跟隨著名科學家學習深造后歸國，將現代大學制度和現代科研體制移植到中國，為中國現代科學事業初步奠基。而連續不斷的內憂外患和社會變革，嚴重擠壓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空間，新生的中國科技界還十分弱小。

　　到第三個階段，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60多年，科學和技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經過二三十年的艱苦奮斗，我國建立了規模龐大的科學技術事業。但在科學事業得到國家強有力的領導下迅速發展的同時，科學與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高度結合以及對科學的濫用等也從深層次制約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使中國喪失了一兩代科學家。“文革”結束后，剛剛在“科學的春天”被摘去“臭老九”帽子的科學家又面臨著“不冒泡”的批評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科技體制的改革著眼于經濟建設，現代教育體制和現代科研體制的建設則顯得相對遲滯，以至于“中國特色”至今仍然是我國科教體制的基本面。而科學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求真的精神、質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等等，往往在全能的科學主義普照下遁入陰影之中。

　　功利主義科學觀的是非

　　晚近的一百多年，也是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之時。因此，科學在中國還沒有成熟就承載了過多的重負。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之中，有識之士始終將科學技術置于重要地位。從清末的“求強求富”，到民國的“科學救國”思潮，從20世紀50年代的“向科學進軍”運動，到20世紀末的“科教興國”政策，無不寄托著現代中國人對發展科學技術、以求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渴望。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遲緩：我們在接觸近代科學近100年后才開始出現真正的職業科學家;最近的兩個世紀，中國本土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的貢獻還很微小;中國既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也沒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機構，中國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科學家至今仍寥寥無幾。盡管最近的一些年中國科技發展迅速有目共睹，目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論文數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單篇論文被引用率仍相當低。總之，中國的科技競爭力還在低位徘徊。本土科學家諾貝爾獎的長期缺失，“錢學森之問”引發的全社會共鳴，就是這個尷尬現實的反映。

　　何以如此?這就不能不反思一個半世紀的功利主義科學觀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是非功過了。

　　功利主義科學觀以工具主義、技術主義為主要特征，自培根以來就大行其道，科學被視為改善人類生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知識就是力量”，科學和技術在幫助西方征服東方的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科技后發國家正是由此深切感受到科學技術的力量，因此大都將發展科學技術作為一項重要國策。中國尤為突出。從“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發展到“科教興國”，科學技術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巨大。以服務于國家需求為導向的科學政策，成就了“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載人航天等杰出成果，實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突破發展，奠定了當代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基礎。這一偉大成就，對比于此前100年的緩慢發展，是不容低估的。

　　然而，強烈的功利主義時常遮蔽了科學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和文化價值，甚至使科學淪為技術的附庸，造成特定條件下政治或經濟對科學事業的過度干預和科技界自主性的喪失，形成了中國科技界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分離等問題，妨害中國科學家以追求學術卓越和人民福祉為目標。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科技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片面理解導致科技發展方針的搖擺不定和對科技基礎培植的忽視，政治正確的政策指向塑造了科技界的官本位文化和對科技體制建設的認識不足，與國際科技界的疏離和偏重集體主義、群眾路線的科研方式難以造就科學大師。這些都是中國科技與國際科技前沿存在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制度建設與科學發展

　　在全球化的現時代，在中國經濟總量上升為全球第二、世界的科技競爭與合作呈現新態勢的今日，反思一百多年來中國科學發展的坎坷歷程，管見認為，克服功利主義科學觀的片面性，加快科技體制建設和改革，重拾科學的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和啟蒙精神，意義十分重大，任務十分緊迫。

　　國家與社會現實需求導向的科技發展方針，雖然有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等原因，但其局限性現在看來是昭然若揭的。急功近利地對待科技事業，為特定的經濟或政治目標而發展科學，最終都不可能使科學得到正常的、可持續的發展。功利主義科學觀還嚴重低估了科學本身的價值及其社會文化意義，導致科學精神在中國長期不振。坦率地說，中國科技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并不符合國人的期待。但這也毋庸苛責。今天我們應當以更平和從容的心態，審視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問題。科學技術不只具有生產力的屬性，正如恩格斯所說，科學技術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因此必須從基礎上加以精心培植，應對科學技術本身的價值予以同等的重視。其中，科技體制建設尤為關鍵。

　　與科技有關的制度是近代科學發展以來逐步形成的，是近現代科學傳統與科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中國所固有的。制度的移植和建設較之知識和技術的引進復雜和困難得多。八九十年前，蔡元培、丁文江等先賢創建我國的國家科學院時，十分重視制度建設，視之為“百年大計”。他們經過近20年的精心探索，為中研院建立了一套保障學術自主和追求學術卓越的體制。民國20多年，我們仿效西方初步建立了現代大學和科研體制，20世紀中國的絕大多數學術大師都是在那個時候成長起來的。解放后，我們改弦更張，試圖摸索一種新的體制以更快更好地發展科學技術事業，但卻走了很長的彎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科技事業發展的需要而言，科技體制建設仍顯得比較遲緩，至今未能建立起適應現代科技事業發展的科技體制和現代科研院所制度。在科技立法方面，從頂層設計到機構立法，都很不健全，不是付之闕如，就是質量不高，甚至塞進體現部門或個人利益的內容。尤其是近10多年來，國家對科技事業的投入逐步加大，但體制建設和立法都缺乏實質性的進展，科技界的矛盾十分突出，社會公眾對我國科技界產生了信任危機，從去年兩院院士增選過程中人們的種種質疑可見一斑。

　　長期以來，我們形成了重視政策而忽視制度、重視人治而忽視法治的傾向。這一問題，在科技方面也有所表現。在科技經費的分配、重大課題項目的立項、科技成果的鑒定、科技獎勵、職稱職務的升遷、科技規劃的制定和評議、學科與機構的評議等重要環節，往往缺乏嚴密的規程，或者不過是貫徹長官意志的橡皮圖章。一些好說話、愿配合的或對此有興趣的院士或著名專家就成為這一類活動的出場專家。本應該制度化的權力轉變為行政官員和專家們的隱性權力。這種隱性權力缺乏規則，難以約束。中國科技界的誠信危機由此而生，也由此而愈演愈烈。

　　中國傳統社會里信任的維系主要依賴于人際信任和道德楷模的“示范作用”。但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由于社會變革使得思想教育和道德說教很難奏效，要求科技界的領導和專家們具有高人一籌的道德和思想境界也是不現實的。以院士問題為例，近些年來，中國科學院學部制訂了一系列規章和制度，對院士的職權、院士選舉以及學術道德、社會責任等方面加以規范和約束，用心很好。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專家們的隱性權力，并不來自于學部，甚至也不是來自于院內，而是由于我國科技體制方面的缺陷特別是權力結構失衡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從國家層面推動科技體制改革，建設現代科技體制，對科技體制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制訂統一的基本制度，對領導者和管理者建立可操作的監督機制，保障學術自主、專家治理和國家利益的平衡協調，使隱性權力轉化為顯性權力，從而使科技界的權力得到規范和監督。其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就科技體制改革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已提出了很好的指導思想，現在應該是到了逐步付諸實施的時候了。

　　科學是近代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制度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必須充分吸收科技先進國家的科技制度文化，加強科技體制建設，引導科技界尊重科學傳統和科學規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科學以探索真理為根本目標，必須尊重科學本身的價值，才能更好地實現學術自主，激勵學術創新，防止學術腐敗，杜絕對科學的濫用，才會擁有更健全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文化。這是中國科學實現新的跨越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更好地發揮科學在我國文化建設中作用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