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評獎過多滋生垃圾論文專家呼吁大瘦身

　　近年來，盡管我國科技投入以年均超過20%的速度增長，但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貢獻率偏低的現實，使科技工作的“指揮棒”——科技評價體系和獎勵制度廣受詬病。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評價和獎勵制度”。目前，科技部經過反復研究，提出了《深化科學技術獎勵改革的基本思路》，一場科技評獎“瘦身”改革箭在弦上、呼之欲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科技主管部門為引導科技工作健康發展，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科技評價體系和獎勵制度，付出了極大努力，也取得了顯著成效。

　　全國政協委員、科技部原黨組成員、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會理事長張景安告訴半月談記者：“2003年，科技部等5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改進科學技術評價工作的決定》，進一步規范科學技術評價行為，使地方和部門科技評價工作有章可循。之后，科技主管部門又先后制定頒布了多項評價政策和相關規定，初步形成科技評價體系及獎勵制度，對激發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些不良因素侵入并擾亂了科技評價體系，呈現出來的弊端也十分明顯。”

　　據了解，我國每年產生在冊登記的科技成果約4萬項，國家級獎項約400項，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授獎總數約6000多項（另有208項社會性獎項）。主管部門每年需分門別類地召開各種立項會、評審會、獎勵表彰會。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副主任朱星說：“各類獎項活動涉及政府、科技管理部門、研究院所、高等院校、企業，乃至數以百萬計的基層科技人員，其消耗的顯性和隱性成本非常之大。”

　　一位政協委員對全國11家科研院所的374位研究員進行問卷調查，超過60%的研究員表示，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只有一半時間從事直接的科研活動，其他時間大部分用在項目申請、評審考核、申報評獎等活動上。

　　評獎活動過多滋生了“跑獎”和“跑項目”專業戶。“不跑白不跑，跑了不白跑，白跑也要跑”便是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

　　張景安表示，由于缺少時間潛心研究，不少科研人員只好倉促撰寫論文，“垃圾論文”大量產生，偽造實驗結果或者抄襲他人論文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最能體現原始創新能力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自2000年以來竟然7次空缺就是例證。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表示，我國的論文數量世界第二，但是引用率卻排在第十位左右。反觀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國家，論文數量不多，但是引用率卻排名在前幾位。

　　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多達4萬項的科技成果，但成果轉化率僅為25%（發達國家達80%），產業化率則不足5%。也就是說，投入大量科技資源研發出來的多數成果被束之高閣。同時許多產業卻面臨核心技術缺乏、關鍵元器件受制于人的窘迫局面。專家分析，科技評價和獎勵的導向偏離實際應用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蘇國萃告訴半月談記者：“重論文輕實用、重數量輕質量、重經費輕成果、重獎勵輕轉化的結果，是引導科研人員關注論文ZL數量、獲獎和排名等科研的‘副產品’，而不是關注科研本身的創新性和研究成果的轉化、推廣和應用，導致許多科研成果獲了獎就到此為止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學科學院教授秦伯益表示，很多重大成果需要科研人員付出長期、甚至一生的代價。達爾文寫出《物種起源》花了27年，李時珍完成《本草綱目》花了29年，孟德爾發表遺傳規律的論文后35年無人問津，后來被外國科學家證實時孟德爾已去世15年了。“現在，中國的科學家等得起嗎？社會實踐原本是最權威的科技評價依據，在我國卻無法以此為依據，這是令人感到非常尷尬的事情。”

　　“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抑或是重大科技專項或重大科技工程，一些強勢單位、強勢人員往往排名在前，而真正解決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單位與一線科研人員卻排名靠后，甚至得不到體現。這顯然偏離了科技進步獎主要獎勵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初衷，挫傷了科技人員潛心鉆研技術的積極性。”談起這些現象，蘇國萃痛心疾首。

　　對個人而言，獎勵與個人的職稱評定、職務晉升、工資待遇、院士評選、創新團隊申報、下一步的科研項目獲取等息息相關。對單位而言，則是與單位名望、科研項目經費競爭與分配、領導的政績與升遷等緊密關聯。這導致不少單位和個人絞盡腦汁、不遺余力地包裝項目，追逐獎項，這與設立科技獎勵的初衷漸行漸遠。

　　蘇國萃告訴半月談記者，目前的評審往往要求評審專家在一兩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對幾十、上百份的申請書或報獎材料進行審驗，評審容易走過場或評錯；個別專家利用草擬項目指南、立項評審的機會，使項目集中到與自己有利益關系的少數人及其下屬單位或組織。

　　朱星表示，與科技先進、經濟發達國家相反，我國科技評價缺少具有獨立資質的第三方機構。特別是缺乏嚴厲的監督、后評估和懲戒機制及相關法律，給造假者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

　　2011年4月至7月，來自科技、科協、教育、醫衛、經濟等界別的6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就“科技評價體系及獎勵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研。

　　他們認為，改革現行的科技評價體系和獎勵制度，首先要減少獎項，逐步取消科技進步獎，暫停技術發明獎，“瘦身”自然科學獎。面向應用的科研成果，其價值應由產品、市場和社會來檢驗，并由此獲得回報；技術和裝置的發明應通過轉讓或ZL使用來獲得回報；保留自然科學獎，但設獎等級和項數不宜再增加，應增加社會公眾評審環節，以監督有無作假之嫌；適當延長評獎周期，候選項目至少應有三到五年以上連續、穩定和有效的驗證或引用后才能推薦，以確保科研成果的可靠性與成熟性。

　　其次，要淡化科技評價獎勵與附加功能的關聯。制定合理、規范的晉升和分配制度，割斷“成果鑒定-成果評獎-職稱（包括院士）評審”的利益鏈條；人事、財政和科技管理等部門加強協調，使科技獎勵與領導政績、職務升遷等不直接掛鉤；規范科技人員的晉升和分配制度，提高科研人員的基本工資和待遇水平。同時，從項目中提取收入的做法一定要嚴格規范、監督和檢查。

　　第三，要逐步弱化行政為主導的科技獎勵制度，穩步推動行業獎和社會獎替代政府獎。目前，“何梁何利獎”、“陳嘉庚獎”、“周光召獎”、“盧嘉錫獎”、“茅以升獎”等是社會獎的優秀品牌代表，但要注意提高社會獎的門檻，防止變味。科技評價的立項和驗收委托方應由不同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門或機構承擔，應由短期評價向中長期評價轉化。

　　第四，應積極探索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評審機構。培養一批與評價對象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社會公認的、有權威的、可以追究法律責任的科技評價中介機構；定期公示已列入或擬列入專家庫的人員，了解社會對其人品、能力等各方面的反映；強化對重大項目的中期評估，如有項目執行不力或存在嚴重違規行為，應終止項目執行，并追究其項目負責人的責任；建立申訴監督懲戒機制，對在評價活動中弄虛作假、送禮行賄等違反科學道德和法律的行為嚴肅查處。

　　據悉，政協委員們關于這一問題的調研報告，已經引起高層重視，要求充分聽取科技界的意見建議，結合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目標任務，積極推進科技評價體系獎勵制度改革。目前，科技部經過反復認真的研究，提出《深化科學技術獎勵改革的基本思路》，并針對當前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制訂相應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