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產品藥物殘留標準數僅為日本百分之一

　　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通過食源性疾病增長反映出來。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預計，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導致的食源性疾病將會達到10億例，其中因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數將達到180萬人。我國每年向國務院衛生部門上報的數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都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四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由環境污染所致

　　經濟學博士、國家質檢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綜合業務處處長徐明煥在《論質量安全型經濟》一書中指出，食品安全與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環境污染給食品安全帶來了不確定性。

　　據報道，在我國1200條河流中，有850條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0個湖中有50多個處于富營養狀態，我國海域的“赤潮”現象不斷發生。

　　工業污染物中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污染物最為嚴重。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城市污水用于農田灌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農用化學品造成的污染已司空見慣。為了農業高產，我國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國際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農藥殘留率達60%—70%。

　　過量使用化肥、農藥，特別是高毒農藥，違法使用瘦肉精等飼料添加劑，不僅造成農產品殘留超標，產生食品直接污染，還可能導致人畜共患疾病增加，甚至通過食物鏈逐級濃縮和聚集在人體組織中，出現中毒反應，最終危害人類健康。

　　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通過食源性疾病增長反映出來。環境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風險因素之一，大致占到25%的比例。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預計，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導致的食源性疾病將會達到10億例，其中因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數將達到180萬人。

　　我國農產品農獸藥殘留限量標準數僅為日本的百分之一

　　徐明煥認為，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風險因素分別是不正確存放(27%)、受污染的設備和環境(25%)、較差的個人衛生(24%)、煮熟不徹底(11%)和不安全來源(4%)。

　　環保組織報告稱，美國蔬菜、水果農藥殘留現象普遍。美國疾病和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報告稱，美國每年約有5000萬人因為進食了被污染的食品而染病，這相當于每6個美國人中約有一人受被污染食物之害。

　　我國每年向衛生部上報的數千件食物中毒中，大部分都是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我國無論是食品生產技術水平，還是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基礎，與發達國家相比，都有較大差距。目前，我國對食品農產品中農獸藥殘留標準的制定與先進國家和地區相比較還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日本列表規定了62410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香港即將實施的食物中殘留除害劑標準中規定了6186個食品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而中國內地限行的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僅為667個，分別只占日本和香港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我國自然環境污染和化學物質污染食品還很嚴重，但是食品檢測技術水平還不高。據報道，我國2200種食品添加劑中還有近60%無法檢測。

　　日本過去進口我國蔬菜僅僅檢測6項指標，而據2006年5月29日正式生效的“肯定列表制度”，農藥、獸藥和添加劑受限制的種類從原來的63種突然提高到797種;并對這些化學品設置了51392個暫定標準，之前只有2470個;對于還沒來得及設定暫定標準的，則全部采取一律標準，即每公斤食品殘留的化學品不超過0.01毫克。

　　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到日本的產品幾乎不能殘留任何化學品。此項制度的實施，將影響到中國6200多家企業的生計，近1/3的農產品出口，以及主產區的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國家環保部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第一份經過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報告———《中國綠色GDP核算報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損失占當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環境污染應該投入的虛擬成本，當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蘇省為例，江蘇省的研究報告表明，江蘇省的GDP 比傳統GDP降低8個百分點，考慮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調8個百分點之多，2002年僅大氣污染給全省居民造成的損失就在100億元人民幣左右。

　　對話徐明煥

　　建立風險評估機制預防食源性疾病爆發

　　記者：食源性疾病與我國目前的環境污染狀況有沒有邏輯上的聯系?

　　徐明煥：食品安全問題表現最直接的表現方式就是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是由于攝入了有毒有害物質而導致感染、中毒。因為食品生產鏈條越來越長，食品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復雜。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食品產業的延伸，供應鏈不斷豐富，食品安全的風險也在不斷增長。人類的生產能力、創新能力是無窮無盡的，表現在食品生產方面就是不斷變換生產方式。除了生產技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道德層面，社會道德失范是現代影響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有時候甚至成主要原因。

　　環境污染也給食品安全帶來了問題，導致了食源性疾病，使其更加復雜和多樣，是我們面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現在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環境污染造成食源性疾病的危害，在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時逐漸進入到這個層面。

　　這與人們的認識規律有關，人們往往是最先了解最直接的現象，進而逐漸延伸至導致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防治環境污染成為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記者：在我國，由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徐明煥：我認為這里面有兩個問題，過去積累的問題遲早要爆露，這是自然而然的。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國家過去高速發展過程中污染環境而積累的問題也會有一個相對集中的爆發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轉型期也是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一個爆發期。從這個角度分析，環境污染對于食源性疾病的影響將會是十分嚴重的。

　　這種風險還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特征，有些風險能夠預測，有些則無法預測。重視環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是有重要意義的。

　　研究食品安全問題想要深入下去，必須從技術層面突破。環境污染、食品安全與食源性疾病的內在聯系是今后食品安全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問題暴露后如何解決?主要是從技術著手。

　　現在有些部委已經開始著手開始行動，比如國土資源部開始大面積的監測土壤質量，說明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就有可能從頂層設計上采取措施剎住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糧食污染的趨勢，不會使這個風險繼續蔓延。

　　至于過去積累的環境問題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爆發會達到什么程度，目前還難以預計。

　　記者：發達國家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階段，我國解決食源性疾病的危害能從中汲取什么經驗?

　　目前，各國食品安全監管普遍從過去的多頭監管向集中統一監管轉變，從重點環節監管向食物鏈的全過程監管轉變，從單一的政府監管向食物鏈的全過程監管轉變，從單一的政府監管向倡導政府、產業界、學術界和消費者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新模式轉變。

　　在歐洲，20世紀90年代末期發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機，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于2002年1月正式成立，作為科學咨詢意見和通報食品鏈相關風險的獨立來源。

　　美國非常注重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修訂，確保其適應不斷變化的食品安全監管需求。如2011年頒布的《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等。

　　記者：除此之外，如何合理、有效地解決食源性疾病帶來的危害?

　　徐明煥：這需要在實踐中更多地借助技術手段加以解決。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的趨勢是可以預測的，具體會達到什么程度，需要更加深入的科學研究。

　　現在要有一個評估機制，現在已經建立了監測機制，環境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已經納入了監測網。在監測的基礎上，要把監測數據進行整合，組成專門的專家組對此進行評估、研究。如果沒有科學的評估、權威的發布，就不會引起廣泛的關注。

　　記者：據您了解，相關部門有沒有計劃對環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進行風險評估?

　　徐明煥：應該會慢慢延伸到這個領域。對食品安全風險的評估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有幾方面內容：微生物污染、化學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其中對化學性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可以引申到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領域，并進一步深化。

　　任何國家的監管、管理都是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當一個領域被廣泛重視的時候，政府會相應地調整監管機制，包括風險評估機制、風險評估重點的轉移。國家質檢總局對食品進出口監測，每年都針對可能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的因素，進行動態調整，來確定監測重點。

　　記者：由環境污染導致的食源性疾病風險評估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徐明煥：關鍵的問題是激活我們現有的監測機制。這就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比如說評估結果要及時做出。這對監管部門的風險評估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監管部門的監管更多地立足實際，針對目前急迫的問題予以解決。

　　科研必須具有前瞻性。科研成果運用到實際監管工作中，又具有時滯性。必須減少科研成果應用的環節，要有激活創新的內在機制。因為風險評估不單純是一項工作，更是一種科研。

　　這也符合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政府應該抓大事，抓防范風險的事，而不是單純事后的救助。食品安全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消除風險，而是防范風險。古人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食品安全領域也是如此。食品安全必須圍繞著防范、化解風險來展開。食品安全工作不能夠寄希望于畢其功于一役。如果有一種超前的眼光，騰出手來，從救火、滅火的模式轉向防火的模式，才是解決諸多問題的根本之策。

　　小資料

　　食源性疾病

　　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食源性疾病是涵蓋范圍非常廣泛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攝入受微生物或化學品污染的食品，可引起這種疾病。從糧食生產到消費(“從農場到餐桌”)，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發生食品污染，也有可能是環境污染的結果，包括水、土壤或空氣污染。

　　食源性疾病最常見的臨床表現為胃腸道癥狀，然而，此種疾病還可能有神經科、婦科、免疫等其他癥狀。攝入受污染食品，也可能造成全身多器官衰竭，甚至引發癌癥，從而造成極大的殘疾和死亡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