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慶祝成立50周年

發布時間：2014-07-17 09:35 原文鏈接：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慶祝成立50周年

　　在慶祝50歲生日之際，EMBO將如何改變自己以適應21世紀截然不同的生命科學圖景？

從左至右：John Tooze創辦了《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雜志》；Frank Gannon為更多經費而到處游說；Maria Leptin鍛造新聯盟。

　　它始于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期。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MBO）創始成員Sydney Brenner回憶道，核物理學家Leo Szilard到達瑞士日內瓦，“因為他認為美國將會被轟炸”。在那里，Szilard見到了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CERN）主席Victor Weisskopf。“他們希望創建CERB——歐洲生物研究中心。”Brenner說，“核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將會結合在一起。”

　　這個催化時刻促成了一個組織的誕生，人們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獲得靈感，新組織將充當歐洲生命科學家的紅娘、教師、慈善的“教父”以及擁護者。EMBO選舉的會員包括7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并且其獎學金計劃支持了數千名青年研究人員。

　　EMBO擁有自己的起源和演化，以確保歐洲科學家能更好地聯系在一起，并從此更有競爭力。在慶祝50歲生日之際，EMBO將如何改變自己以適應21世紀截然不同的生命科學圖景？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分子生物學家離開歐洲前往美國。195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生物學家Jacques Monod就曾警告稱，新學科正向大西洋的另一側進軍，因為歐洲大學的結構在學科、院校和國家間設置了壁壘。

　　但Monod“在巴黎設立一個歐洲研究機構”的提議并未獲得資助。在意大利，遺傳學家Adriano Buzzati-Traverso則更成功。1962年，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了遺傳學和生物物理學國際實驗室（ILGB），意大利國家核研究委員會對其進行了資助。ILGB開出了比意大利大學更高的薪酬，并大力吸引國外研究人員。

　　同時，Weisskopf咨詢了來自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的John Kendrew。后者因肌紅蛋白結構研究獲得諾貝爾獎。Kendrew立即將CERB視為一種達到一定程度“自制”的方法，他在劍橋無法獲得這種“自制”。于是，他成為了主要倡導和推動力量。

　　1963年9月，歐洲分子生物學家在意大利拉韋洛舉行會議。一個強大的集團認為，與建立一個實驗室相比，一個聯盟組織能通過提供獎學金將科學家送到歐洲以外的實驗室進修，以及組織定期的實踐課程，幫助科學家學習噬菌體遺傳等新技術。Buzzati-Traverso支持這一提議，他擔心第二個國際實驗室會威脅他的ILGB。

　　曾擔任外交官的Kendrew獲得全票通過，負責建立一個聯盟組織。這個新的實體被命名為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1964年7月12日，EMBO成立于瑞士。

　　正確方向

　　EMBO的特色和影響力要感謝其歷屆領導者。第一任主席是英國物理學家、放射生物學家Raymond Appleyard。他在最低限度的官僚主義下，建立和實施了EMBO的獎學金體制。上世紀60年代末，14個國家開始為EMBO活動提供資助：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法國、希臘、以色列、意大利、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

　　Kendrew最終協議擔保了10個成員國資助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EMBL）。在他擔任第一任主席期間，1974年，EMBL在德國海德堡正式成立。或許EMBL位于舒適的、頗具歷史性的大學城附近，以及與LMB有許多相似之處并非完全的巧合。

　　EMBL的成績包括，1995年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和Eric Wieschaus因其早期胚胎發育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實際上，局外人有時很難區分EMBO和EMBL的不同點。但可以肯定的是，離開誰，另一個將無法維持。

　　DNA重組研究的轉折點

　　1973年，EMBO也搬到了海德堡，英國分子生物學家John Tooze接過帥印。1982年，Tooze創辦并開始編輯《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雜志》。直到20年任期期滿，他幾乎是單槍匹馬運行著該期刊。正是這份期刊，將EMBO的名氣帶出歐洲，并提供了第二個收益流。目前，在細胞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領域，該期刊影響力名列第19位。

　　正如DNA重組技術一樣，Tooze的接手在該領域引起軒然大波。包括Ken和英國愛丁堡大學的Noreen Murray在內的EMBO成員開設講習班，為歐洲科學家介紹這一新技術。Murray的一位早期學員正是后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英國皇家學會現任主席 Paul Nurse。“我們獲得了許多經驗，也接觸到了當時的許多卓越分子遺傳學家。”他在2004年出版的《EMBO：40年的成功》中寫道。

　　1975年2月，美國科學家提出對DNA技術可能存在的危險的擔憂后，科學家在加州阿西洛瑪召開會議，通過了DNA重組研究自愿中止協議。Tooze告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EMBO無法建議歐洲研究人員采用當時尚在籌劃之中的高限制性指導草案，并且該組織設立了自己的DNA重組委員會。在 Ken Murray的幫助下，Tooze組織了一項實驗以證明將病毒DNA融入細菌質粒比其作為完整病毒粒子的一部分要安全得多。

　　結果，NIH與EMBO在英國舉行了研討會，隨后收回了指導草案，該草案要求所有的重組研究要在生物安全等級3的實驗室進行。“我認為，這是監管DNA重組研究潛在生物危機方面的轉折點。”Tooze說。

　　初涉政治

　　1994年，愛爾蘭戈爾韋大學學院Frank Gannon接手EMBO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我將EMBO視為促進科學向歐洲滲透的一種方式。”Gannon說。為了將EMBO成員結合到一起，他引入年度研討會，并啟動了一個名為“青年研究者項目”的獎勵和指導計劃。

　　2000年，為EMB提供資助的成員國數量翻了一番，并且涵蓋了科技力量相對落后的若干東歐國家。由于祖國的科研環境較差，這些國家的許多年輕有為的科學家正在海外工作。因此，EMBO設置了“安置津貼”，以幫助這些國家為重新返回的研究人員提供幫助。

　　接下來，EMBO投入到對抗歐洲委員會科研捐助政策的戰斗中。歐盟的框架計劃是“自上而下”的資助體制，并且歐盟不會為個體科學家提供經費，因此學界對歐洲研究委員會（ERC）有了不斷增長的需求。

　　EMBO為達成改變而進行游說，2007年，ERC成立。在最初的5年里，它為480個歐洲機構的2500位研究人員提供了40億歐元經費。盡管一些國家的一些機構不可避免地占有不均衡份額，但EMBO和ERC都堅持所有的經費應當基于價值原則。

　　EMBO現任主席是不知疲倦的Maria Leptin——德國科隆大學遺傳研究學院教授。多年來，該機構頂層的職業管理者為了解該群體的科學家讓位。他們將每日的運營留給了Leptin前任（德國分子生物學家Hermann Bujard）設置的專業秘書處。

　　Leptin面臨的最大困難或許比她的前任們更大：EMBO是什么？目前，EMBO已經將其1500個固定會員資格擴展到神經生物學和生態學領域。準會員可以是任何國籍，并且任何科學家都能申請EMBO獎金，并前往歐洲研究機構任職。2012年，EMBO停止拼寫其名稱，并采用“EMBO：卓越生命科學” 的品牌。

　　但EMBO仍有新舊問題需要解決。由于語言障礙、退休金結構以及其他許多因素，歐洲科學家在各國間的流動更困難，相比之下，美國科學家在自己的國家就有大量先進的研究機構。另外，EMBO還需要解決職業結構改變問題。

　　無論如何，與50年前EMBO成立之初相比，歐洲的科研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地緣政治格局依然為該機構留下了需要攀爬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