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學術界需從多方面“精兵簡政”

　　我曾經在《學術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參見《光明日報》，2005年11月1日第5版）一文中坦言：“且不說在學術界近年剽竊抄襲者如過江之鯽，更為觸目驚心、貽害無窮的是泡沫學術漫天飛，垃圾學術遍地堆。學術研究不再是為追求真知和創新思想，而變成評職稱、撈外快、加官晉爵的敲門磚——這是學術的異化！據說，在學術領域有所謂的質量反平方定律，即每發表1篇一流論文，就伴隨有4篇二流論文和9篇三流論文問世。泡沫學術和垃圾學術是根本排不上號的等外‘論文’，這些濫竽充數的東西汗牛充棟，不計其數。它們的泛濫不僅敗壞學術空氣，而且也把真正有價值的創新之作淹沒在平庸和劣質文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嚴重地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研究。”

　　泡沫學術和垃圾學術大肆泛濫，與學術研究人員人為的非正常膨脹大有干系。據學者沈陽及其研究團隊的調研統計稱，中國現有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權威期刊9000余種，國內2008年發表于期刊和學術會議的論文約248萬篇。中國每年有將近1200萬人有論文發表的需求，包括100萬高校教師、100萬在校碩士生和博士生、30多萬科學研究人員、500萬以上工程技術人員、70萬農業技術人員、360萬以上衛生行業技術人員。這些人中，相當比例迫于畢業、評職稱期限臨近，有剛性的論文發表需求。為此，許多人只好東拼西湊，敷衍交差；或求助于網上或網下的論文買賣市場和非法學術期刊（據說，在供求關系的驅使下，論文買賣產業鏈應運而生，2009年這個產業鏈的經營規模達到10億元）；更有甚者，淪為巧取豪奪的“江洋大盜”或剽竊抄襲的學術“小偷”。（最近，據“中大學子”揭露，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一篇關于“宮腔粘連”的論文，先后遭遇16個單位25人的6輪連環抄襲，而最新調查表明，有70余人涉嫌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可謂觸目驚心。）

　　我沒有專門調查研究，不知道中國學術界（包括科學技術界）到底有多少研究人員，也不知道有關部門是否掌握可靠的統計數據。從上面列舉的數字看，這個數目是相當大的。依我之見，對于學術研究（尤其是包括基礎科學研究在內的純粹學術研究）而言，人多不一定好辦事，眾人拾柴不一定火焰高，三個臭皮匠不一定能頂一個諸葛亮——這是由學術研究的規律和精神創造的特點決定的。錢鐘書先生的切膚之談大家耳熟能詳：“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西方學者也英雄所見略同。科爾兄弟經過研究發現，許多學術文章在科學文獻中從未被引用過一次。他得出結論說，只有少數科學家對科學發展作出貢獻，而多數人發表的東西根本不起或只起很小作用。因此，“削減科學家的人數，不會減慢科學進步的速度”。布羅德等深有同感：“有證據表明，絕大部分對科學進展起作用的研究工作都是由少數科學家做的。這批人數不多的精英所依靠的主要是精英集團內其他成員的工作，而不是更多的一大批人。即使沒有這一大批人，科學進展的步伐也不會明顯放慢。如果依靠一批少而精的研究人員，它的步伐甚至可能加快。”科學研究如此，對學術研究而言情況完全一樣。

　　因此，適當削減學術研究人員和學術刊物的數量，提高其質量，肯定有助于學術進步。尤其是，純粹學術研究人員更應該以精明能干見長，不以人多勢眾取勝。這叫“精兵簡政”。同時，合理縮減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額（現在多數博士生畢業后從事與學術研究毫無關系的工作，這是人力資源以及物力的極大浪費），集中精力提高培養質量。這叫“計劃生育”（當然包括優生優育）。關于“計劃生育”，只要決策者覺得切實可行，還是比較容易處理的，而且可以立竿見影。關于“精兵簡政”，情況較為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可謂積重難返。因此，務必狠下決心，用大氣力，快刀斬亂麻，方能初見成效。在這里，我不揣谫陋，恭謹獻芹，為學術界“精兵簡政”鳴鑼開道。

　　第一，把學術渣滓、學術混混堅決清除出學術隊伍。對有巧取豪奪、剽竊抄襲等學術劣跡者，一經發現，毫不手軟，立即曝光，予以開除，使其無法混跡于學術界。對濫竽充數的學界南郭、上躥下跳的學術掮客，通過嚴格的質量考核和崗位聘任，把他們從學術界“請”出去。對那些把學術研究視為升官敲門磚和發財搖錢樹的人，勸他們無須曲線迂回，從政經商的大道有的是，何必腳踩兩只船。這一點容易取得共識，做起來并不困難。

　　第二，嚴格界定研究人員，讓非研究人員各司其職、各樂其業，按各自的標準考核和晉升職級，不硬性規定他們必須發表論文。比如，對非研究性的一般大專院校和非專門研究機構的人員，不要用研究人員的標準要求和考核，只要他們在本職工作中作出成績和貢獻，就按時晉升相應的職級。對于學術部門的管理人員、輔助人員（如從事圖書情報、實驗儀器、后勤供應等工作的人員），沒有必要非要他們發表學術論文不可，只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就行了。對于長期脫離學術研究的專職政官或學官，不應該再聘任其作為研究員或教授，而應還其官員的本來面目。對于學術界所謂“雙肩挑”的學官，他們若無時間從事學術研究，長期也無像樣的學術成果，則不要把他們當做研究人員看待，而當做行政或管理人員對待，讓他們實至名歸、名副其實，否則會兩頭落空，哪一個也干不好，對學術事業和他們本人均沒有好處。后兩方面改革難度較大，因為當權者總是舍不得放棄既得利益。但是，為了“精兵簡政”，促進學術進步，應該有破釜沉舟的勇氣、知難而進的毅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否則會功虧一簣、全盤皆輸。

　　第三，適當壓縮學術研究機構的從業人員和研究型大學的專職研究人員的編制。學術研究能否出第一流的成果，能否創造前人未有的新思想，關鍵不在人多（人滿反倒為患），而在于研究者是否醉心和癡心于學術研究，把學術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命的存在方式，在于他們是否具有扎實的學術功底和超常的研究能力。為此，以往慣用的“人海戰術”和“集體攻關”不可取，習以為常的“伯樂相馬”和指令性的各種人才工程的選拔模式和遴選機制也收效甚微，甚至造成新的矛盾和沖突。創造學術自由的氛圍，公開設置公正的競爭舞臺（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那樣），通過自然選擇，優勝劣汰，才能真正“精兵簡政”，達到人才輩出、碩果累累的學術目標。

　　第四，相應地，也有必要縮減學術刊物的數量。現在幾乎每個研究所、大學、社科院和社科聯等都有自己的學術雜志，而且一家還不止一種。其中有相當比例的刊物質量窳劣、水平低下，為論文買賣和平庸之作泛濫成災大開方便之門，嚴重危害學術的健康發展，把“研究人”異化為“市場人”。波普爾言之有理：“刊物數量的激增可能扼殺思想：思想只因為太罕見了，反而被這股洪水淹沒。”因此，必須下定決心，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加速偽劣刊物的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