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再論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人才與環境

　　施一公近日在其科學網博客發表博文《中國未來的核心競爭力究竟是什么？》，引發熱烈討論，作者充分說明了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對中國前途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作者7月5日再發博文《再論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人才與環境》，想繼續談談人才與環境的問題：人才培養需要環境的支持，而環境改善更需要人才的努力。

　　從1982年至1989年，共有422位年輕的生物專業學生被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英文簡稱CUSBEA）錄取，赴美攻讀博士學位。這些當年的留學生如今大多數已成為各個領域的領軍人才。據不完全統計（IUBMB Life 61〈6〉：555-565, June 2009），CUSBEA學生中至少有79位在國內外著名大學里擔任正教授，其中包括王曉東（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王小凡（Duke）、袁鈞瑛（Harvard）、施揚（Harvard）、林海帆（Yale）、管坤良（UCSD）、駱利群（Stanford）、韓珉（Colorado）、熊躍（UNC）等一大批生命科學的杰出人才，還有相當一批CUSBEA留學生成為生物醫藥企業、法律界、醫學領域的高端人才。他們的成功得益于美國一流大學和社會優秀的人才培養環境。如果沒有CUSBEA項目把他們送到美國留學、工作，而是立足于國內培養，很難想象今天會是什么情形。

　　毫無疑問，這些CUSBEA留學生出國前已具備優秀的內因，是優秀的種子，之后經過優秀環境的孕育培養，現在則成為枝繁葉茂的棟梁之才。種子的發育、作物的生長都依賴于土壤，貧瘠的土壤不可能培育出壯實的作物，但作物的存在和生長也可以改良土壤，并為將來的種子發育、后代作物生長提供條件。移植來的作物能否在相對貧瘠的土壤里繼續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取決于土壤是否具備最基本的營養成分，同時也取決于該作物能否適應遷移后的土壤。

　　土壤與作物好比是環境與人才。人才的培養需要良好的環境，包括鼓勵創新的科技體制、著重能力培養的教育體制以及正氣理性的濃厚學術氛圍。然而，人才同時也可以改善和改良環境。國內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他們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迅速發展的引擎。

　　時至今日，中國要進一步提高競爭力，成為科技強國，在原有人才結構的基礎上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將可以加快科技教育體制的改革創新、培養一流的學術氛圍。

　　人才培養和人才引進，究竟哪個更重要？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單選題，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與其人才培養的環境密切相關。

　　對于美國這樣一個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的國家而言，其未來發展所需的人才基本可以依靠自身培養；同時，美國具有優秀的人才培養環境和相對完善的教育科技體制，為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和成長提供了保障。但是，相對于世界發達國家，中國目前還不是科技強國，培養高層次人才的環境也相對貧瘠，科技體制充斥潛規則、沒有起到足夠的鼓勵創新的作用，教育體制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這樣的環境制約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和成長，也限制了引進的年輕人才的發展。我們的長遠目標是自主培養高層次人才，但是，受各種條件限制，中國在現階段及今后一段時間，要改善其土壤的一個捷徑是大力度從海外引進高層次人才，同時大力推動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深層改革，從而逐步改進改善高層次人才培養的環境。

　　必須意識到，高層次人才引進的目的不只是在某些領域加強中國的研究實力，更重要的是為了讓這些高層次人才立足于國內環境，培養杰出青年人才并積極參與到人才培養環境的改善中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大批留學生出國深造。但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和成長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例如，在生物醫學和生物技術領域，1997年僅有不足100名改革開放以后出國留學的中國人在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及科研院所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其中教授寥寥無幾。而過去10年，這個數字突飛猛進，2007年就已高達3000余名，包括800多名正教授，其中相當一部分已成為其所在科技前沿領域的世界一流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占據重要地位。這種巨大的人員儲備為中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改革開放30年，終于到了收獲我國留學政策果實的時候了！這一點，可謂天時。

　　盡管近年來回國人才不斷增多，但應該看到，高層次人才中最優秀的絕大多數仍然滯留海外，這是我國的巨大損失。盡管多年旅居海外，但這批人才中的相當一部分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和振興，對祖國有很高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許多人涌動全時回國工作的激情。這一點，可謂人和。

　　同時，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全面崛起，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正在從大國走向強國。國家制定了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的戰略，其核心是急需相當數量的高質量、高層次人才。這一點，可謂地利。

　　天時、地利、人和，中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歷史契機已經成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飛速發展有目共睹。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就有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新創業，并迅速成為科技教育的中堅力量；過去20年，引進人才在中國的發展中更是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在科技、教育、經濟、產業等各方面擔當重任。去年卸任的教育部部長、現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以及現任科技部部長萬鋼和衛生部部長陳竺分別在美國、德國和法國獲得博士學位，搜狐公司的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張朝陽和中星微電子公司董事長鄧中翰則于上世紀90年代分別在MIT和UC-Berkeley獲得博士學位，他們都是早期歸國人才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歸國高層次人才理應繼續擔負起歷史和國家賦予的責任。我認為，這些人才應該有兩方面的責任：第一，專業責任；第二，社會責任。

　　作為各個領域的專家，每位歸國高層次人才毋庸置疑的一個本職工作就是要繼續立足于專業，在中國的土壤上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同時培養優秀的年輕后備軍，促進本領域盡快與國際接軌，力求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直至引領世界。對我而言，這項本職工作就是在我的專業領域結構生物學繼續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立足清華大學培養優秀的博士生和年輕科學家。全職回國兩年多以來，我的清華團隊作出了重要成果，得到了國際同行的充分認可，這也是我履行社會責任的基礎。中國的土壤可以培養人才，但還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國的科技體制還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很不合理。幫助中國進一步完善科技體制和政策是所有歸國高層次人才義不容辭的社會、歷史責任。這些人大都在歐美發達國家學習、工作、生活過多年，熟悉國外的職業準則和體制機制，回國之后，應該發揚“拿來主義”的精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針對中國現狀，努力介紹推行在國外學到的合理的、有優勢的、適用于中國的機制或體制，并且身體力行職業道德，促進中國科技體制的改善以及科技政策的完善，改良人才培養的土壤。

　　兩年前，一位剛剛從海外歸來、加盟清華生命科學的年輕教授在與我的第一次正式談話中很坦率地問道：“一公，你覺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時間出去拉關系？以便將來在基金申請等方面得到照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鐘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國靠實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樣的年輕人也一樣完全可以靠實力崛起！”此話代表了我的心聲與理想。

　　我堅信，在中國不久的將來，年輕人才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實力脫穎而出，在中國持續做出一大批世界級的工作。而這種局面的出現，又會進一步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年輕人才涌向中國。這該是多美好的前景！最富有創造力的永遠是這些三四十歲的年輕科學家，但他們也最容易受到潛規則的傷害（They are most vulnerable!）。只有當我們的年輕一代可以無憂無慮地盡情發揮他們的創造力的時候，我們的人才政策才是真正成功了，我們才真正擁有了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環境。

　　讓我們每個人共同努力，創造人才成長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