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術界關注中國科學道德問題

　　“我相信，永遠不可能杜絕有人惡性造假，但通過教育，大部分人都會遵循基本原則。”——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

　　與中國科學院一樣，美國國家科學院每年也要舉行一次院士大會。但在今年4月舉行的美國科學院院士年會上，卻有一個特別舉措：一批美國科學院院士聚集在一起專門召開半天會議，討論關于中國研究人員在論文中造假的問題。

　　“這個會議的內容從多個渠道反映到我們幾位華人學者這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如果美國有一批院士有這樣的印象：來自中國的部分論文數據有造假成分，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大家都記得韓國科學家黃禹錫的造假事件，到現在，韓國科學家送到國際頂尖期刊的論文，常常都要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因為擔心其中有不誠實的部分。”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憂心忡忡地對《科學時報》記者說。

　　“我覺得，從財力到人力，今天中國在科學上投入了這么多的國家資源，如果一旦沾上這種受人懷疑的陰影，對許多人的前途、對國家的科學發展都會造成很大影響，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件事真正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上來講。”王小凡表示。

　　“已抄過！”

　　“這種事一旦犯了，你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

　　——《分子細胞學》主編陳楓博士

　　通過朋友，王小凡得知參加美國科學院院士這次特別會議的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最近經歷的一件事。

　　這位院士是《分子細胞學》的審稿人，在評審一篇中國作者的論文時，他發現論文中的結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將自己的意見寫在審稿人評論中，并告訴了期刊編輯。期刊在拒稿的同時也向作者指出了這一問題。然而幾天之后，這位院士又收到另一期刊寄來評審的同樣文章，內容一點兒都沒有改！

　　這位院士非常震驚地說：“我給你指出來可能造假的地方，你居然連一點兒改變都沒有就原封不動地送回來，簡直是太明目張膽地做這種事！”

　　在聽到這個消息后不久，《分子細胞學》的主編陳楓打電話找王小凡談別的事情，順便和他討論了關于在中國進行科學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陳楓說：“中國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否則不少中國研究生們都不知道其后果的嚴重性——這種事一旦犯了，你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This kind of mistake is a career-ending mistake）。”

　　王小凡說：“許多中國學生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確實應該對這方面加強注意。”

　　他認為，這類學術不端行為基本上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論文中抄襲了別人文章的成段或成句。王小凡說：“這種情況我們犯得比較多，主要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對這個問題不太注意。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抄襲別人的文章或將別人的文章背得滾瓜爛熟，被認為是好的方面，但在西方文化中這是不能被容忍的。他們會說你怎么不自己做事呢？不能老覺得別人的文章好、句子好就拿來用，要寫出自己的句子來。”

　　“為什么我認為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以杜克大學的研究生為例：有一位來自國內重點高校的高材生，考來時分數是系里的第一名。有一次，他的授課老師在一次開卷考試中發現，這名學生在卷子中整段整段地抄襲這位老師的綜述文章。”

　　“按規定，這種情況學生是可以被開除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后還是替這名學生講了情。我說，如果這位學生真知道不該這么做，很可能會抄你不知道的一些人的綜述文章，而不是你本人的。這位任課老師一想確實是這么回事，所以學校最后決定讓這名學生重修這門課，而不是處罰得那么重。”王小凡介紹。

　　這件事讓王小凡了解到，實際上好多中國學生真是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像這種事情，美國學生絕對不會做。這不是說中國學生有那么大的膽子，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不能這樣做。”

　　然而，實際情況更為嚴重，在這件事情之后，一位中國研究生在加入王小凡的實驗室后對他說：“你都不知道我們在國內讀碩士時，我們圖書館里有些綜述文章下面都寫著：‘已抄過’。”

　　“我十分震驚，也就是說，這種事對他們來說司空見慣了。”王小凡說。

　　第二種類型屬于打擦邊球或走捷徑的問題。王小凡說：“比如，在生物學實驗里，某一種凝膠電泳已經走了不下10次，你知道這個結果是對的，別人也能重復，但你忘了把對照數據做成圖表。等到審稿人在意見中說沒有對照圖時，一些中國學生，包括在美國的中國人，聽說也是司空見慣，拿另外一個凝膠電泳的對照圖安上去交差了事。這種事情被發現后就會被撤稿或拒稿，這是一種偷懶的行為，也是絕對不能做的。國內要對這種行為進行教育。”

　　第三種是故意造假。“我覺得這是最惡性的，結果完全是編造出來的。最近，我聽說國內有個別重要的生物學論文被人懷疑，美國的部分生物學家們在經過討論后認為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我覺得這種影響就非常壞！”王小凡指出。

　　“在中國，我過去提過，為什么不能像西方國家的大學一樣，由教授委員會來全權負責科學研究的管理，而不是科研處！科研處不能真正了解科學過程，只能按死規定管理。”

　　6月2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中國挑戰科學極限甚或道德極限》。

　　文章指出：“火藥、活字印刷術等發明曾使中國位列世界科技領域前沿。而今，中國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兒，正在為中國科技的重新崛起而努力。”“但由于中國不存在西方的社會和法律約束，中國富有進取精神的科學家也在挑戰倫理極限。”

　　“2008年，中國科技部門要求科研人員在兩年時間內研制出30種臨床實驗性藥物，但申請項目資金的時限只有5天。而且，1949年以來，中國只研發了一種獲得國際認可的藥品：治療瘧疾的青蒿素。”

　　王小凡認為，目前國內在制度上存在很多對倫理教育不利的地方。

　　第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王小凡說：“我最近聽說有些地方，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對發表論文仍然實施獎金鼓勵，比如發表一篇《自然》論文，獎金可以發到20萬元。這是很大的誘惑力。大學、研究所將論文發表與獎金直接掛鉤甚至召開新聞發布會，我覺得很危險。這個現象一下子杜絕不了，但要慢慢取消，不能靠這樣來推動科學。”

　　第二，逼良為娼，鋌而走險。“這是我通過親身經歷感受到的。前不久，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給我寫信說，他有一個學生很著急，論文送了幾個期刊都沒有被接受，他認為這篇論文的質量非常好，想看看能不能上我所在的《生物化學雜志》。這名學生畢業快一年了，根據學校的規定，博士畢業后一年內沒有在影響因子在5以上的期刊發表論文，那么學校將廢除他的博士學位。我覺得這個處罰太重了，讓人覺得讀博士6～7年的時間全部付諸東流，這種巨大的落差會使一些人鋌而走險——造假。這叫逼良為娼，是被逼之下不得已為之！”王小凡說。

　　王小凡說，大學和研究所制定這樣的規定也許是促使研究生們拿出好的成果。但科學的進程是不可預料的，如果都能預料，那還做什么科學呢？“科學本身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很多情況下你會發現自己的假說不對，需要修正，再往前發展。”

　　“有人作過統計，如果按中國的規定，必須發多少篇論文研究生才能畢業，那么全世界的期刊都不夠中國的研究生們發文章。”

　　據王小凡介紹，研究生培養本來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如果學生很努力，也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學到了該學的東西，但他每一次都證明這個假說是錯的，因為排除了很多錯的東西，科學也往前推進了，但這樣的負面成果是發不了論文的。但經過5～7年的訓練，學生已經具備了基本的研究能力，能夠提出假設、設計和操作實驗、分析數據，但就是不幸出不了正結果——這也是科學的一部分。那該怎么辦？在美國，經過教授委員會的評定，肯定能讓學生畢業，而不會被研究生院或科研處因為沒發表文章而給卡住。

　　王小凡說：“剛開始我也不知道，在國內某些地方，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還不算畢業。通常，答辯后讓你在形式上畢業，但不授予學位，也就是說，你的博士學位還掌握在單位手里，需要在一定時間內發表多少篇影響因子在N以上的期刊論文才能授予博士學位。在美國，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就算畢業了。現在，國內高校加上這條限制，逼大家做出好東西，一方面改變了過去什么樣的人都能獲得博士學位的情況，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但另一方面，這一‘刀’也切得太厲害了，矯枉過正，忽略了科學本身的特性。”

　　“讓專家委員會來決定”

　　“我對年輕人很有同情心，我向來主張對年輕人要負責。有時完全是導師放羊，沒有給他們指導，出了問題為什么不取消不能夠負責的導師的資格呢？培養研究生是培養高級人才，要將功夫用在精心培養上。”

　　怎么才能讓一個博士生畢業呢？

　　王小凡介紹了美國的情況：“研究生培養，先有一個資格考試。通過他寫出來的答辯論文、之后的演講和回答教授們提出的問題，教授委員會要看這名學生有沒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知道他起碼的個人素質。通過了資格考試后，接下來學生就由教授組成的論文委員會來管理。這個委員會規定每年必須開一次會，學生要寫出一年來的進展；之后，教授們與他一起討論進展、新思路；到了五六年后，大家覺得他進展很好，知道他掌握了許多基本的技能，獨立思考方面已達到一定程度，作出的結果也對該領域的發展有貢獻，最后，大家會得出一個結論：他可以畢業了。”

　　教授們是通過一個非常具體化的過程，而不是硬性的規定來考查學生的能力。發表文章是考查學生學術能力的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所以，教授委員會不是只管形式和結尾，而是貫穿于整個學生的培養之中，這樣教授對學生才有了解。不像國內，中間沒有人管，到最后請一個答辯委員會，看一看論文就完了。

　　也許有人說，這樣不是很占用教授的時間嗎？“如果你認為這是應該做的事，你就會花時間。而教授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是對學生的題目有了解和幫助的人，不是隨便找的。而且，這樣對做導師來講也有好處，得到很多幫助，因為別的教授也對我的學生的題目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議，有時是我想不到的。因此并不是說我老給別人做事，這是互惠的。”王小凡說。

　　然而，當王小凡將這種已經很規范的做法介紹到國內時，卻發現行不通。“教授們說，我們已經夠忙了，主要是我們的學生太多，如果再這樣做，我們就別活了。”

　　“聽到這個話后，我就想，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需要面對中國今天的現實。做不成的事，我也不講理想主義的話。所以我提出，教育部或中國科學院，應以指令形式要求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立一個校級或所級專家委員會來專門受理這類事件，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處理，不能一刀切，盡可能避免讓學生鋌而走險。”

　　王小凡特別體諒研究生們遇到的困難，“現在國內部分導師帶了很多學生，本身又很忙，沒有真正很好地指導這些學生怎么寫論文，最后造成他們有時大段摘抄別人的文章，導師又不仔細閱讀論文就讓它過了。等發表出來，某個作者一看這是我的句子，再寫信給期刊編輯申訴，問題就來了。”

　　“我相信，永遠不可能杜絕有人惡性造假，但通過教育，大部分人都會遵循基本原則。”

　　王小凡強調，應該通過教育來預防這類問題。研究生剛進入這個領域，就應該受到科學道德教育，讓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有些事情絕對不能做。中國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應該正視這個問題，從教育入手。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規定，科學道德倫理是必修課，在研究生入學初，首先用兩天時間集中討論科學道德規范，不只是讀一些條條框框，這些東西有時很難理解，而是用實例或案例來解釋哪些可以做，哪些行為不能接受，這樣印象就比較深。”王小凡說。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國內很多老一輩科學家們都在關注這一問題。

　　最近，王小凡在和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會面時，專門談了如何從國家層面上推動對年輕科學工作者科學道德的系統性教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最近也主動邀請他和耶魯大學教授林海帆為基金委提供美國科研機構對研究生進行科學道德教育的材料，以幫助基金委組織這樣的必修課在中國施行。

　　談到處罰，王小凡強調一定要慎重，對于錯誤性質程度不高的不能一棒子打死，“處罰要相對于錯誤的程度，一旦非常惡性的事件發生并得到證實后，一定要重罰，罰要有威力；這主要從基金管理部門著手，作出很強硬的措施。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規定，3年或5年甚或終身不能申請這方面的基金。國內現在的情況是，在該懲罰的時候不懲罰，遇到這樣的事情不了了之。”

　　“我認為這樣做非常危險，到最后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大部分人都是無辜的。因為今天中國的崛起肯定受到西方的矚目，有的人會為之高興，因為科學無國界；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你對我的優勢地位的挑戰，就專門挑你的毛病。偏偏國內又有人干這種事，那他就會把你的這種做法加以渲染，整個國家的形象都會受到影響。”

　　中國科學發展中存在的科學道德問題也引起中美兩國科學界的重視。據中國科協網站6月30日的消息，中國科協與美國科學促進會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成立道德聯合指導委員會，以協調雙方在科學道德領域內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