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并不是那類“明星科學家”，但卻兩度成為社會焦點。
上一次，他放棄千萬美元的優厚科研待遇，從普林斯頓大學辭去終身教職，在美國引起震動。《紐約時報》2010年1月7日頭版對此事進行專題報道，高度關注在美華人科學家的“返流”。
這一次，是在中國。12月9日，2011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選名單發布，施一公落選。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教授立刻撰文鳴不平，媒體迅即跟進、中科院出面聲明……一時，施一公被卷入輿論漩渦。
12月17日-18日，這位“被新聞”的生物學家在南京理工大學參加第二屆創新中國論壇，并接受本報獨家專訪，首次對媒體敞開心扉，暢言對國內科研環境、文化環境的看法。
“對科技現狀要居危思危”
名人坊：院士選舉在中國是個熱點事件，牽涉很多人的視線，這次您落選也成為新聞。
施一公：特別不想談院士評選的問題，這是件復雜的事。
名人坊：為什么不愿意談呢?
施一公：很簡單，社會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太多了，關注度太高了。不應該這樣。我從2006年開始在清華建立實驗室團體，整整五年了，全職回來也已經整四年了，回國的目標中，從來沒有當院士一條。我覺得一個學者如果把當院士作為終極目標，未免太狹隘了。整個社會這種不應有的關注甚至讓應該受到關注并討論的問題得不到重視。
名人坊：您指的是什么問題?
施一公：社會對科技界更應該關注的是：中國的科技現狀究竟在世界上處于什么水平?中國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撐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能否保證國家安全?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國應該怎么辦?如何改革科技體制?如何創新科研文化?
名人坊：您的判斷是什么?
施一公：坦率地講，我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深深憂慮，這與我們的大國身份太不相稱了!中國是個泱泱大國，國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它國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實力。與小國不同，科技的落后對大國而言更為危險。我寧愿自己是危言聳聽，居安思危不是空話，也許我們已經是居危思危了!如果大家對中國的科技現狀有這樣的共識，就應該不再糾纏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對現狀的改變中來。
名人坊：細枝末節，主要指的是些什么現象?
施一公：比如院士評選，自然有上有下，何勞全社會議論?再比如科技界極為關注的打假，我可能是對此持不同見解的“少數派”。在科技界，打假是主流嗎?學術不端固然可恨，但是縱觀自然科學歷史，造假抄襲的結果也許會浪費個別實驗室、個別科技工作者的時間、資源，也可能使某些個體獲得了暫時的不應該的名利，但是這些虛假的東西很快就會被淘汰，對于整個科學發展而言實在無關輕重。中國科技界的問題不是假的東西太多，而是原創性的發現太少!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歐美的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能令很多國人盲目樂觀，認為中國是世界強國了。但是別忘了，100多年前的中國曾經有過GDP世界第一的輝煌。作為科研工作者，我們要關注如何讓科技進步支持國家強大、經濟持續發展，很遺憾的是，現在很多人都偏離了主題，小事放大，全民攻擊。現在有太多嚴肅的學術問題，被娛樂、被炒作，在學術圈內部也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三好學生很難成為科學家”
名人坊：我們采訪過的丁肇中先生，對社會問題不置一詞，單純得像孩子。國內的科學家或者各行人士，往往被社會現實逼成“憤青”。
施一公：太對了。所以我不得不說到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國文化真的鼓勵創新嗎?為什么現代科學沒有起源于中國?文化的創新需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以及包容百家之氛圍，中國的大學鼓勵創新文化嗎?我們的文化強調平均、平和，幾乎無條件地尊敬師長，我們往往槍打出頭鳥，這與創新相符嗎?
我常常鼓勵、甚至慫恿我的學生，挑戰我，向我發問。你要想走遠的話，你得有脾氣。我講過三好學生很難成為科學家，尤其是德智體各方面都是第一名的學生很難成為科學家。我倒覺得有一些脾氣的學生很有機會。有個性的學生做研究的潛力較大，而八面玲瓏的學生盡管討人喜歡卻常常在研究上堅持不下去。我希望學生挑戰我的推理，鼓勵學生與我爭論，每次學生跟我有不同意見時，我會刻意表揚學生!很簡單，做創新性的科學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維(critical analysis)，學生、特別是中國的學生必須要去除墨守陳規的思想，而中國文化欣賞“乖孩子”，這與創新背道而馳。
“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全職工作”
名人坊：您談了很多“壞風氣”，你也不適應“壞空氣”，空氣污染誘發了你的咽炎。為什么還要回國?
施一公：別聽我說了這么多問題，但是我在美國時為愛國、護國做了多少出頭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這個我們有機會再細聊。我從清華本科畢業后就去了美國，成年后在美國生活的年份超過了在中國。有個好朋友曾對我說，一公，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的全職工作，這深深觸動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國方方面面都沒有了問題，中國的科學技術處于世界領先，那我們也真沒有回來的必要了。
名人坊：聽說您還是我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即“千人計劃”的倡議者?
施一公：是的。你看，從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到十大開國元帥中6位曾留學海外、23位“兩彈一星”元勛21位是“海歸”，海外留學人才推動了近代中國的進步。所以我寫博客呼朋喚友：雖然北京的空氣還有污染，雖然中國的科技體制還不完美，雖然國內的文化氛圍還不夠寬容，但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國，這里有你血脈相連的父老鄉親，他們對你充滿了期望。而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也正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臺!
名人坊：然而您說的問題，是所有海歸科學家都要面臨的“本土文化沖突”，你們怎么與之共舞?
施一公：我回國四年，有時會有點悲壯的感覺，甚至對未來也會感覺不盡如人意，但我還是有我的樂觀。有位加盟清華生命科學院的“海歸”年輕教授和我第一次正式談話，就坦率地問：一公，你覺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時間出去拉關系?以便將來在基金申請等方面得到照顧。我答他：一分鐘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國靠實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樣的年輕人也一樣完全可以靠實力崛起!剛才，我對南理工的學生也是同樣的話：注意啊，微小改變中國!靠什么?靠我們每一個微小的個人默默努力，默默成長，就像草一樣。我們無法選擇時代，但是我們可以改變時代。
記者手記
這篇稿子的見報最終還是錯過了最佳發稿時間。那幾日，施一公落選院士被大量報道，上了新浪首頁，而本報記者在南京獲得了與當事人獨家對話的機會。但是，與“博眼球”相比，報道的準確性、對采訪對象的尊重，更為重要。我們選擇了等待。
施一公的認真讓人印象深刻。“你們給我的時間太少，既然是我的專訪，我一般要看三四天，我要對我的話負責”。數日中，與記者短信、電話、郵件往來多次，深化交流，記者重寫，他重看。
他在郵件里說，“這些觀點是我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向大眾闡述，對我意義非凡。這是我們過去幾百年的問題所在和今后發展的最大障礙。我非常希望這些觀點在訪談中充分體現，讓世人意識到中國所處的境地。相對上述命題，某某話題，實在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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