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鋼鐵第一大省，河北足以折射出全國淘汰落后產能的困境。這存在著一個歷年來反復出現的悖論：淘汰任務一定能完成，但是鋼鐵總產能仍然會擴大。
“鋼鐵冶煉是一個退出壁壘很高的行業。生產線一旦被拆除，如果無法用其他形式獲得重建，等于所有資產付諸東流。”
“農民辛辛苦苦刨一年地，也未必有鋼廠給的錢多”。因此，如果鋼廠真的關停……被租用的耕地無法復耕，大量的工人將無處可去。
“敬業鋼鐵養活了平山縣三分之一的公務員。如果一個月不交電費，電力公司可能就沒工資發了”。
上述三段話正折射出鋼鐵業淘汰落后產能的三大阻力。
淘汰落后產能的口號喊了很多年。此次之所以被廣泛關注，在于決策層的“鐵腕”和“重拳”。
在距離三季度期限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工信部公布了詳細到具體企業、具體生產線的淘汰名單。這是工信部首次以公示的形式表明淘汰工作力度，也向涉及的各方施壓。但就在第二天，名單被指“注水”――由于其中列出的部分產能實際上已經關停。
難道“鐵腕”，無法推倒那些象征落后的高爐嗎？
上海證券報記者來到中國鋼鐵生產第一大省，也是“落后產能”的重災區河北，深入探尋其中緣由。
拆除的高爐 從唐山到邯鄲，從廊坊到滄州，鋼鐵產業鏈條貫通著這片燕趙之地的經濟命脈。中國超過四分之一的鋼鐵就產自這里。你既可以在喧鬧的城區中看到整齊潔凈、幾乎可稱為鳥語花香的大鋼廠，也可以在偏僻的鄉鎮里發現煙塵飛舞，空氣刺鼻的最破落的小企業。他們各自發展壯大，共同支撐和見證著中國飛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但是，隨著中國粗鋼產量每年的飛速遞增，以及節能減排不可逆轉的趨勢，“淘汰落后產能”的大幕又一次拉開了。河北無懸念地成為壓力最大的省份。在工信部公布的名單中，河北省共有34家企業超過1500萬噸的煉鐵煉鋼產能被明令關停，占全國淘汰總規模三分之一強。其中，既涉及邯鋼、唐鋼這樣的國有鋼企，也有大量的中小民營企業。
“今年2月拆了3個150立方米的小高爐，云南財政廳的人還來監督了。現在都要跨區域核查是否切實拆除。”河北民營的敬業鋼鐵集團能源環保部長康永鵬告訴記者，目前敬業最小的高爐也有450立方米。
在記者的實地走訪中發現，“以前只要停產不用拆”，而現在，高爐拆除的工作的確在進行。而且，大部分在政令公開下達之前已拆除。河北省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事實上，此前工信部于5月下達的淘汰任務，河北大多數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今年全年的完成量還將超過規定目標。“河北去年 11月開始搞了個集中行動，今年又搞了一次。多淘汰一些，為以后留出空間。”這位人士介紹說。
拆除的真相 如果淘汰的任務甚至可以超額完成，那么，讓中國鋼鐵行業飽受困擾的產能過剩問題，是否解決有望？
業內給出的答案卻是否定的。原因是行業里公開的秘密：這些拆除的高爐，絕大多數是已經廢棄了的。與此同時，產能的“以舊換新”、“以小換大”也依然普遍存在。
“我們拆除的210立方米的小高爐其實早就不用了，不符合經濟效益呀。以前是停了沒拆，現在拆掉了。”河北一家年產量在500萬噸的中等規模鋼企人士向記者坦言。這拆除的高爐，就出現在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單中。業內人士稱，這種實際上在拆除前已廢棄的產能，在此次名單中占比不低。
在用高爐被拆除的案例也有。比如在2008年，唐山鋼鐵就拆除過兩座450立方米的高爐。當時，唐鋼正面臨從唐山市區整體搬遷至臨海地區。為了證明市區內也可以存在不污染環境的重工業企業，唐鋼不惜將還在正常運轉的兩座高爐拆除，原地興建大規模綠地，成為國內鋼鐵企業節能減排、美化環境的標桿。相應的，唐鋼也最終免于工程浩大的搬遷，其節約下來的成本，大大高于高爐拆除的損失。
“市場的淘汰效果才是最殘酷的。”采訪中，無論行業協會、鋼鐵企業還是研究機構，各方都認為此次淘汰政策的表述“比以往更加嚴厲”，但談及最終效果， 話題也都不約而同轉向了“市場機制”。在業內看來，市場低迷導致的企業經營困難才是關停的真正動力。對于淘汰，政策更多時候起的是順勢推動的作用。
但一個悖論在于，政策在推動淘汰的同時，卻也無意中間接進行了反向推動――產能擴張。
“現在政策主要用工藝裝備的標準來對什么是‘落后’進行定義，采取的基本是一刀切的辦法。小鋼企為了符合產業政策，就必須通過擴張來獲得繼續生存的權力。規模對于它們來說，再不僅僅意味著發展，更關乎生死。”河北鋼鐵業一位資深人士表示，與政策相應的各種“對策”，雖然辦法老套，卻屢禁不止。比如前述的用廢棄高爐沖抵目標任務，又比如“以舊換新”，“以小換大”。
“拆掉舊的以前，鋼廠基本上都已經新建了更大的項目了。沒有老板會那么傻，不事先做好準備就拆現有的高爐。”上述人士透露。而除了以舊換新，另一個常用的方法是“改造升級”。“高爐每年都要大修一次，還有部分高爐的服役年限到了，這都成為進行裝備改造升級的最好時點。”
這在其后記者對各鋼廠的調研中得到了印證。不管年產量在數百萬噸，還是產能已經列入全國前三，各個規模的鋼廠都坦陳近期有擴大產能的計劃。
同時，記者從河北省政府下發的52號文件中得知，河北今年計劃分批淘汰30家企業的49座高爐。而據齊魯證券的統計，近期唐山地區計劃興建的高爐就多達42座。
事實上，這一系列的運作并不是沒有遇到阻力。國發34號文明確規定，2011年前不再批準任何鋼鐵業擴大產能的項目。同時，今年以來對鋼鐵行業越來越緊的信貸政策和差別電價制度，也的確讓該行業承受了更高的成本。
“新建一座1000立方米左右的高爐，投資約在8―10億。廠區整體建設約需2年。而目前對鋼鐵行業的信貸緊縮，讓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很小，大多靠同業間的拆借，或非銀行的金融機構融資，因此資金成本比之前高出不少。”河北冶金行業協會秘書長助理宋繼寬介紹。
差別電價的實施也讓節能環保裝備不完善的小鋼廠平添了生產成本。以河北省為例。該省自2010年6月1日起，淘汰類生產設備用電不分行業，一律每千瓦時加價0.40元。300立方米以下高爐的噸鐵耗電量約在500千瓦時，這意味著小鋼廠每噸鐵水成本增加200元。
而這項成本對于裝備了高爐煤氣發電的企業來說，就幾乎沒有影響。唐山鋼鐵能源部部長蘇福源對記者介紹，唐鋼采用TRT余壓透瓶發電機組后，噸鋼能源成本甚至可以下降100元。
也就是說，在目前的形勢下，鋼企擴張的壓力的確越來越大。但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繼續。由于目前無法確定處于淘汰標準邊緣的高爐如果達到了環保要求是否仍需淘汰，企業一方面加速上馬新項目，一方面也努力配置環保設施。
作為鋼鐵第一大省，河北足以折射出全國淘汰落后產能的困境。這里也存在一個歷年來反復出現的悖論：淘汰任務一定能完成，但是鋼鐵總產能仍然會擴大。
拆除的損失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礙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切實執行？拆除高爐、轉爐，關停小鋼企的代價到底如何計算？一句“地方政府保護”就能解釋所有疑問？
通過記者的調查，答案一一浮現。拆除的損失，無疑是由鋼鐵企業承擔。但事實上，又絕不僅僅是企業獨自在承擔。
“300立方米的高爐，按現在價格，大概是1億多到2億的造價。拆除肯定是企業的資產損失。但實際上經過多年折舊和利潤獲得，高爐本身的價值已經很低了。”宋繼寬告訴記者，第一代高爐大約生產于80年代，經過二十年左右的使用，對企業來說，除了新增的一些設備外，殘余價值較小。主要的損失，在于生產能力上。
“一個高爐沒了，等于這塊煉鐵能力就缺失了，你后面的軋機什么的，全都沒有原料，沒法工作，市場份額也就等于沒有了。所以拆的是高爐，可廢掉的是整條生產線。”宋繼寬介紹。
那么，這些被列為淘汰對象的小鋼廠，是否有轉型的機會？
“鋼鐵冶煉是一個退出壁壘很高的行業。生產線一旦被拆除，如果無法用其他形式獲得重建，等于所有資產付諸東流。很多民企老板在這個行業浸淫多年，對冶煉生產環節很熟悉，但對下游的流通或者服務行業卻不具備任何優勢。要他們轉型？談何容易。”中國的鋼鐵流通領域同樣小而分散，已經有無數先進入者在其間分搶市場。宋繼寬對記者感嘆，對于這樣一個頻頻受到政策壓力的行業來說，實在有許多短期內無法解決的矛盾。
高爐拆除、生產線停頓最直接影響的除了經營者外，還有另一個群體――工人。
在河北，鋼鐵企業，特別是民營鋼鐵企業的廠房，有許多都是建立在農業用地上，有的一占就是7、8個村。他們以農地租用的方式建設廠區，并對當地農戶以“租金”加上“雇傭”的方式進行補貼。
租金方面，業內給出的一個數字是：2008年，價位是1800元/畝/年。而雇傭方面，以河北敬業鋼鐵集團為例：“一線工人年均大概有3、4萬”，且大多“半天上班，半天種地”。據稱，他們付給工人的工資在當地民營鋼企里屬于中上游水平。
用業內的話來說，“農民辛辛苦苦刨一年地，也未必有鋼廠給的錢多”。因此，如果鋼廠真的關停，“老板撤了也就撤了”，但這些被租用的耕地無法復耕，大量的工人將無處可去。他們，成為關停的第二重阻力。
失業的工人又接著帶出了第三個受影響對象――當地政府。
“假如河北有60萬鋼鐵工人，那你就能理解，我們固然希望政策能夠執行，但也不要指望能立竿見影。”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認為，一定要實事求是地認識“鐵腕淘汰”的影響力。“淘汰落后是長期的。它很緊迫，但更緊迫的，是失業問題。而這些，將全部由地方政府來面對。”李新創說。
而對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解決隨關停而失業的大批工人的安置，還將面臨財政收入的重大損失。對于當地財政來說，鋼鐵企業往往是地方經濟支柱。
“敬業鋼鐵養活了平山縣三分之一的公務員。如果一個月不交電費，電力公司可能就沒工資發了”。河北平山縣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平山縣面積2648平方公里，人口46.5 萬，敬業鋼鐵是當地無可爭議的財稅支柱。不僅當地的賓館、飯店，就連出租車上的標牌，都是“敬業”。
“特別富裕、或者有其他資源的地方，是不會搞那么多鋼廠的。我們這兒啥都沒有，就有點鐵礦，才煉鋼。”敬業鋼鐵內部人士對記者說。
敬業現在已經成長為華北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民營鋼鐵企業，最新的年產能目標是1000萬噸，且所有設備都符合了產業政策要求。但是，對其他地區來說，大量徘徊于政策邊緣的小鋼廠同樣是地方政府必須倚靠的產業支柱。它們毫無疑問將受到政府有意無意的保護。
“說實話，只有基層政府知道鋼廠高爐到底在哪，有多少還在用。上面派下來的檢查組哪能都摸得那么清楚？”河北唐山一家年產量約在300萬噸的鋼企內部人士對記者坦言。
這可以從一組歷史數據中得到印證。根據《中國冶金報》的報道，作為第一產鋼大省的河北，去年11月份報出粗鋼產量是858.83萬噸，比10月份的1252.72萬噸減少393.89萬噸，降低31.44%，成為全國唯一一個粗鋼產量同比減少的省份。而河北冶金政研會報送河北省分管工業的副省長的調查報告顯示，問題主要在于唐山市的數據：去年11月份，地方統計數據與企業生產實際數據嚴重不符。如唐山某鋼鐵公司，11月份實際產鋼比10月增加3萬多噸，但上報數據卻減產20.11萬噸，這與其后來向全國公布減產15.92萬噸的數據又有出入。
未明的退出機制 而一切的關鍵在于，至今仍然沒有明確可供參考、執行的退出補貼機制。
“中央有多次提到要研究出切實的退出補貼機制。但現在還在研究，還沒有明確公開的政策可供執行。開會研究很多次了，也許年內會拿出一個方案來。”河北冶金行業協會人士說。
作為保證淘汰落后產能工作落實的最核心的政策，退出補貼機制等于給了淘汰下來的設備和人員一條退路。一位不愿具名的資深鋼鐵業專家告訴記者，一直沒能正式推出的關鍵原因，在于利益平衡的問題。
“錢從哪里出？中央政府拿多少，地方政府拿多少，這是關鍵。此外，定出的價格合理不合理？這就跟拆遷一樣，不得談判么？”上述專家說。
由于關鍵因素無法解決，目前所有可能的方案都只能處于“研究討論階段”。河北某鋼鐵企業董事長曾經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一份關于盡快研究出臺退出補貼機制的提案。但提案也“只能是呼吁”，無法有更為詳細的建議。這實際上是所有面臨淘汰落后行業的共同難題。一個激進的觀點是，“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退出機制，淘汰落后無法真正實現”。
那么，有了退出機制是否就萬事大吉？
“如果地方經濟結構沒有能力轉型，過度依靠鋼鐵產業的現狀改變不了，最終也還是一樣。‘候鳥’型的鋼廠終究還是在市場低迷時隱退，市場好轉時復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