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尊重人才成長規律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王志珍是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女科技工作者協會會長，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曾在德國、美國、加拿大以及中國香港地區做過訪問學者或訪問教授。一直以來，她對中國的學術和教育環境比較關注，進行過較多的思考探討。因此，在《中國科學院院刊》組織“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專刊之初，即向王志珍院士發出了采訪邀請。2019年4月25日，王志珍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生物物理所”）的辦公室中接受了記者一行的采訪，就記者提出的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中創新人才培養、營造良好創新環境以及國家創新體系頂層設計等問題闡述其觀點，并給出建議。

　　1 創新人才培養

　　青年科技人才是未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骨干，而將帥型的科技人才則是推動科技大踏步前進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對于如何打造更好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以及科研人員應該如何面對成長中遇到的“瓶頸”問題，王志珍給出自己的見解與建議。

　　1.1 大學應有分類，應有不同的培養目標

　　大學要有差別，研究型大學、一般性大學，以及高等專科學校等，各自應有自己明確的培養目標，不必都定位為“世界一流大學”。中國的教育體系曾有幾次大的變化。以前學蘇聯時期，北京有八大學院，如地質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等，在各自的學科領域有很強的優勢，培養了一大批工程領導、工程師、科研骨干和教師，對新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那時，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也變成了工科大學，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成了文理大學。隨著國家的發展，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號召的背景下，新建了一批大學，其中較突出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從建校開始就十分明確，是要建一所新型的理工結合、科學與技術結合的大學，為新中國培養新興、邊緣、交叉學科的尖端科技人才。為適應改革開放后的迅速發展，與國際接軌，培養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北大等大學要發展得更全面一些，需要恢復或增加許多必要的專業。但同時也出現一股“專升本”的潮流，其中不乏一批不合格地“升本”的“大學”；而且凡大學都要開設盡可能全的專業。冷靜下來，是不是每個大學都要搞得那么全？能否保證開設的每一個新專業的教學質量？中國科大當年就是為了保證教學質量而沒有跟風合并、擴招，歷史見證了她的成功。其實學校的教育質量是最重要的，當然人才最最重要。教育家梅貽琦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名稱”有那么大的關系嗎？MIT（麻省理工學院），CALTECH（加州理工學院）都不叫大學，也都是小學校。從現在的實際看來，培養高級技師的專科學校和高等專科學校正是我們特別缺乏的。從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這些年招收的研究生看，學生似乎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很多以前沒有聽說過的大學或者學院；與當年好大學里的好學生才能考中科院的研究生的時代相比，變化很顯著；當然，今天大發展了的高校截留了許多優秀學生，對我們中科院是一個挑戰，但從全國來看也不是壞事。

　　1.2 我們的博士畢業答辯可能常流于形式

　　現在我國研究生不畢業的極少，“寬出”嘛。很多時候，一項做了5—6年的研究工作就用40—50分鐘進行論文答辯報告，然后答辯委員會的老師每人提1—2個問題——有的老師認真一點，發現論文中的問題，指出具體的錯誤，提出中肯的意見，有的還做一些科學討論；但有的人根本就沒有好好看過學生的論文（甚至包括導師自己），到時隨便問個問題就交差了；然后，博士答辯就過了，總歸能拿到學位的！考核表有“成規矩”的官樣文本和詞匯，答辯時明明不能正確或準確回答問題，但必須寫上“回答問題正確”，否則就不能通過了。與之對比，德國的博士論文答辯，3—5個教授可以問3—4個小時的問題，甚至本科生的知識問題，真正是考一個學生的基礎知識、科研思想、邏輯思維、實驗數據分析能力。答辯其實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科學討論和學術思想提升的過程，應該成為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終生難忘的經歷。

　　此外，有的學生發表了一篇較高“影響因子”的文章后，有了畢業的“包票”，就不認真寫畢業論文，甚至簡單地翻譯發表的工作作為畢業論文。生物物理所現在對此現象有了較嚴格的把關，出現了論文被預審老師要求“大改”的，這是個好現象。

　　1.3 是否發表文章才能畢業？

　　以前有段時間，各個單位對博士畢業必須有一篇甚至多篇SCI論文的不同要求，我記得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要有不止一篇，清華當時也要求有幾篇，還有的單位要求影響因子（IF）加起來大于幾才可以……這里確有不合理性，有過分看重SCI和IF的問題。于是現在提倡沒有文章就可以博士畢業，最近清華的這個新規定被評價為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進步。生物物理所也這么做了。

　　但我個人認為，博士畢業（至少做基礎研究的學生）還是要有撰寫科學研究論文的必要訓練。一篇論文的發表除了選題、實驗設計、數據采集、分析、討論、文章撰寫、投稿，還要經過國內外同行審稿、補實驗、回答問題、修改、回復審稿意見等，每一步都要有專業的訓練，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訓練。我認為，我到現在還不大“會”寫論文。現在中國許多科學家的論文還要花大錢請編輯公司修改。這其中固然有語言的問題，也還有寫作的問題和溝通的問題，有些不僅是科學本身的問題，還有科學文化（包括倫理等）的問題。所以一個做基礎研究的博士生培養過程，不包含發表文章的訓練是不完整的。當然要求有發表文章才能畢業可能引起其他的問題，比如不愿做大的、難的探索性強的工作，甚至為發文章畢業而學術造假等。其實不同的學生有自己不同的價值觀和學習觀，有的只想要盡早畢業，有一頂博士帽就行；有的則追求有高質量論文的發表，經歷更多、更深層次的科學素養的全面訓練，各得其所？各得其所吧！對國家來說，還需思考如何保證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問題。

　　1.4 堅持擇優支持年輕科研人員

　　現在年輕人比我們當年幸福多了，拿到博士學位馬上可以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的“青年基金”“博士后基金”。雖然經費不是很多，譬如說10—20萬，但是對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獨立申請一個基金，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很有助于樹立今后科研的信心。逐漸還可以申請“面上項目”，可以在大項目做骨干；做得好的可以申請“青千”“優青”“重點”，以及中科院“青促會基金”等，有相當多的機會。當然這些基金是要競爭的，否則成為“撒芝麻”了，不利于人才培養。一般來說，科研能做得優秀的應該也就5%—10%，做得良好的大概20%—25%，國家有限的錢必須要支持有創新性、有潛力、有奮斗精神、能做得好的年輕人！

　　現在，“優青”“青千”“青促會”以及各種學會的獎、民間的獎，都針對40歲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最近“中科院基礎前沿科學研究計劃”要求必須包括有40歲以下的優秀青年科學家和剛參加工作1—2年的優秀博士畢業生，很傾向年輕人。這次，生物物理所推薦了4位，其中就有2位40歲以下的。所以對年輕人來講，現在國家對其重視的程度真是不低。當然，我們總歸還要再加強，再改善，再提高的。

　　1.5 正確面對所謂“瓶頸”問題

　　很多未評上研究員、教授的科研人員認為自己的發展遇到了“瓶頸”。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當教授都是不容易的，不是每個研究人員必定都可以當教授的。在日本，在一個教研室里，如果老教授還在，一個年輕人做得再好，也不能在這個教研室當教授，當然他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當。在法國，教授的位子也是很有限的。中國也有一定的編制。

　　當前，我國還在發展很多新的科研單位，像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都建了大的科研中心，造了很多樓，不就要有人進去做事嘛。現在地方大學的人才政策更令人十分羨慕。這些發展都給年輕科技人員很大的空間。科研人員要有流動，在流動中可以部分解決“位置”這個問題。但是現在也出現了不正常的人才惡性競爭的現象，這一點國家應該研究相應政策和措施來引導和調整。

　　在美國，拿到PhD（學術研究型博士）學位后，如果不能成為Faculty member（教職人員），可以做Research Associate（研究助理）。他可以在實驗里照樣做研究，幫助教授照顧學生，但他的研究要靠PI（首席研究員），PI沒經費那他也沒有資助了。在美國不是Tenure（終身職位），沒錢了也得走人。在中國，走人的情況真不多，但也是有的。生物物理所每年有那么幾個“流動”：有的“跳槽”，跳到南方工資高很多的地方；或跳到另一個可以被聘為教授的地方，發揮更大作用，這是很正常的人才流動；還有的是“換崗”。當然也有一部分人不想去外面當教授，那就在一個好的科研環境里，做自己喜歡的研究，求的是穩定。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但是選擇更好的條件，肯定是要競爭的。

　　2 營造良好創新環境

　　對于營造怎樣的創新環境，以保證科研人員能夠安心、專心、高效地開展高水平、高質量的研究工作，王志珍給出了建議。

　　2.1 統一、規范科研經費資助體系

　　現在國家支持的計劃非常多，交叉重疊的也多。基金委、科技部、國家發改委、教育部、中科院等撥款的單位，經常會有各種新的項目。新的東西太多，我們都來不及弄明白。建議各撥款單位設立一些符合自己定位的、較固定的傳統項目，但是其科學的內容可以與時俱進。名目不要經常改，以免改得人搞不清楚，跟不上。例如，原來科技部“973”“863”做得挺好的，現在不要了，搞“重點研發計劃”。“重點研發計劃”跟“973”有什么本質的不一樣？結果現在有一些人呼吁恢復“973”。如果“重點研發計劃”跟“973”沒有太大差別，隨便用哪一個名字不都可以，為什么要改來改去呢？基金委主要是支持基礎研究的，它有“杰青”“優青”，有“面上”“重點”“重大”，還有“團隊”，就是這幾個，科研人員比較清楚。項目的名字不要太多了，不然眼花繚亂的——搞不清，也記不清。不是因為我年紀大了，年輕的同志也是這么認為的。

　　現在的項目太多，每個項目都要做同樣的評審程序，耗費研究人員、評審人員，包括組織人員太多的精力。現在科研人員花大量的時間在“天上飛”，“空中飛人”的描述不夸張——各種各樣的評審，不是被人評，就是評別人。我在參加項目評審時注意到，每個PI報告工作的最后都要報告受資助項目，起碼都有10項甚至10項以上。也就是說，10個支持項目，不管錢多錢少，都要走10個同樣的程序；那PI一年要花多少時間在這個上面？其實仔細看看，他做的東西也就那些，還能做10項完全不一樣的研究嗎？不可能呀！明擺著一名PI同時最多就能做2—3件事，但是他要申請十幾個項目去做。能不能一個人就有幾個項目，只要滿足了他的科研，足夠用了就不要再去“搶錢”了？

　　2.2 在基礎研究領域擇優給予固定支持

　　我記得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蒲慕明先生剛當所長的時候，因為院里給了固定支持，蒲先生不允許PI再去申請外面的經費。因此，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該所PI可以專心于他們工作，用不著費心申請經費。王曉東主持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開始的那些年也是如此，有北京市的固定支持，根本不必申請外面的經費。然而，可能是由于現在得不到充分、固定的支持了，這兩個機構也加入了浩浩蕩蕩的基金申請隊伍了。

　　說實在的，“985”大學和中科院的管理理念、科學家和教授的水平、科研水平、教育質量相對是高的。因此，在基礎研究領域，對于這些好的單位可以給予一定分量的固定支持，讓他們安心做出更好的工作來。但可能還需要一定分量的競爭性支持。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平均，也不能絕對平均，好的就要更多支持，讓其做得更好！

　　2.3 加強項目考核與信息公開

　　在科研管理上，我國的信息公開不太暢通；而且多是嚴進寬出。譬如國家16個重大科技專項，現在執行的情況如何？有沒有達到當時設定的所有目標？收效怎么樣？成果怎么樣？解決了什么大的問題？存在什么問題？到底已花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事？進行了哪些計劃的改動和隊伍的重組？其進展可以公開的應該定期公開發布。對大項目要有問責，要讓科技界、科學家知道相關情況，要對納稅人負責。

　　2.4 建立公正、合理的科研評價制度

　　政協曾在全國做過一個關于國家科技三大獎的調研。大家對國家自然科學獎一般較為認可，認為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和國家發明獎也是有含金量的；但是對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意見很大，認為該獎項定位不明確——科技進步的成果應該由市場去檢驗。一些獲獎項目爭議較大，“游說”“打招呼”現象很多，有人7—8年間連續拿4—5個國家級的二等獎。

　　此外，現在一些項目需要院士推薦或評審，但是只給院士一二天的時間，怎么負責任地推薦？有時到了會上才看到材料和聽到報告，就要畫鉤舉手——請不要把院士當圖章！另一方面，也不要把院士抬得太高，這個也不好。在其他國家是院士怎么了？沒怎么樣啊！但是咱們好像把院士當成“萬能”的。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能因為自己是院士就覺得永遠比別人好：院士在某段時間在國內相對做得比較好，但是不可能永遠好啊！永遠好了，那社會都不進步了，科學也不進步了。作為院士，自己要自律，不要認為自己天下第一，要認識到現在的年輕人做得更好，他們是我們的希望。

　　2.5 引導良好的學術生態

　　學術風氣不正仍然嚴重危害我國學術界的公正公平和健康發展。中國的文化背景很深，這個文化背景就是人情文化。我曾經問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員現在“打招呼”“托人”“說情”等情況是不是比以前好了？他們說，“哪里呀，王老師，還是那樣”。

　　學術生態是整個社會的誠信問題之一。整個社會生態好，學術生態自然就好，整個社會如果不講誠信，學術生態肯定也是一樣的。所以，我現在一直跟年輕人講，你們回國來不但要帶回來好的先進的科學思想、技術、做法、理念，最重要的是學術品德和生態方面。你們大家都要更加努力，千萬別“融入”到處去打聽，拍馬屁，到處去搞關系，拉小圈子。如果年輕人都這樣的話，我們中國就沒希望了。最近我遇到的一些事情也讓自己很郁悶，“打招呼”“托人”“說情”甚至太“深入人心”了。年輕人要有使命感，不要只關心當前，只關心自己，要為建設先進的科學文化和健康的學術生態做具體的努力，要做一個對民族、對國家有使命感的人，我覺得中國要有多一點這樣的年輕人才有希望。

　　2.6 嚴肅、公開、透明處理學術不端事件

　　對于幾件在世界上都很轟動的學術事件，最后處理的結果發布的方式和用詞比較有特點，猶抱琵琶半遮面，令人失望。之前某大學6名老教授聯名連續3年實名舉報某人學術造假，學校最后總算做了處理；但是很快就發現造假人被某省的一個單位重用，他們不在乎。如果他們自己是非常清廉的，講誠信的，講科學的人，肯定不能立即重用犯有嚴重問題的人。

　　學術不端得不到嚴厲處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沒有了是非標準，人們就更沒有信任感和信心了。如果犯錯誤和犯罪成本太低，必然會有人鋌而走險。這方面我們與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相比還有相當距離。

　　不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國科學家非常及時、非常專業地群體發聲。國家對于中國科學家的正確表現應該可以及時地進一步更好地導向，這對促進中國先進科學文化的建設和健康學術生態的建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2.7 建立高效的大設施平臺

　　生物物理所大設施平臺建設是比較好的。大型儀器全所共享，且有專人負責——大型儀器必須由非常有經驗的人才能維護好，運轉效率高，平臺既對內服務也對外服務，對科研工作作出很大貢獻。但購買大型儀器要根據實際需要，不應該攀比、追風，必須從實際出發，勤儉節約，爭取最好的性價比。例如，以前一批用世界銀行貸款購買的使用效率很差，要以此為鑒。

　　2.8 辦出讓人信任的、高質量科技期刊

　　國內現在已經有些辦得比較好的期刊，IF挺高的。這些期刊為提高IF花了不少心思，也使了許多技巧。我覺得是一件好事——10多年的時間，能夠把刊物辦好就是好事，要肯定。不過，仍然要看到，我們影響因子高的刊物要能真正比肩國際上經典、傳統、有威信的雜志，還需不斷努力。在生化領域，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雖然影響因子大不如從前，大家仍然認為它是最經典的，是“貴族”。國際學術界并不是光看IF的，所以我們還得要踏踏實實地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辦出大家信任的、高質量的刊物。讓世界上的科研人員喜歡來投稿，信任你，認為你是高質量的，這才是真正好刊的標準。

　　3 國家創新體系頂層設計

　　科技發展需要綜合考慮科技自身發展規律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因此需要做好國家創新體系頂層設計，對此王志珍也談了自己的想法。

　　3.1 國家最高科技咨詢機構

　　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要有國家最高科技咨詢機構作為頂層設計，直接服務于宏觀決策。一些國家有總統科技政策辦公室，我們中國好像沒有相應服務最高決策者的科技咨詢機構。但我相信肯定有給中央出科技主意的人，只是沒有制度化，建議將國家最高科技咨詢規范化、制度化。

　　3.2 穩定支持非熱門學科

　　固然，一個研究所能發表許多CNS（Cell、Nature、Science）的文章，確實發展得好，很重要。但我認為每個所都有自己的定位，比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微生物所”），也許沒有很多CNS論文，但對我們國家、對我們中科院卻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如果提到微生物資源，只有中科院的微生物所才能解決相關問題；任何人要問微生物的問題都要到微生物所那去問，他們就是權威。地球上的生物是多樣性的，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大的生命群體，它對整個地球發展生存方方面面都在起作用，需要從宏觀的角度去研究。中科院恰恰能集中全國的資源去開展相關領域的研究。現在出現一個研究熱點，不能大家都沖到這個方向上去，其他方面還是要堅持有的。

　　我一直覺得做宏觀研究的所，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非常重要，對中國、對中科院都是不能少的。他們開展的研究別人做不了，只有中科院能做，長遠看很有價值。對于這樣的院所，國家要給予穩定支持。沒有穩定的支持，這些院所的人才就沒有了，將來越來越萎縮，相關研究也就沒了。

　　3.3 重視“小科學”研究，合理組織科學攻關

　　基礎研究中最根本的、基礎性的都是每個科學家自己堅持做的“小科學”，需要興趣、熱情、鉆研、堅持，也就是“自由探索”。但是做到一定程度，某一個問題可能會有突破的時候，要競爭搶先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在一定范圍，組織不同領域的團隊，大家一起對準一個目標沖，這就成為“任務導向”研究。或者目的十分明確的項目，從一開始就可以組織隊伍。技術攻關可能較多需要大團隊的合作——“兩彈一星”項目要把衛星放上天，“高鐵”項目要造高速火車跑起來，這些項目肯定要國家組織多個部門很多人一起來攻關。直接關系到國防和經濟發展的項目，特別是現在的所謂“卡脖子”技術，可能也要攻關。但從全面的、長遠的、根本的角度來說，科學研究的真諦還是要靠一個個科學家的“自由探索”來體現的，靠基礎研究來支持的。其實“大科學”“小科學”并不矛盾。

　　3.4 正確認識科研儀器的自主研發問題

　　生物科學研究領域用的大型儀器不是進口偏多，而是基本上全是進口的。例如，冷凍電鏡、超離心機以及各種譜儀，非常貴啊。甚至常用試劑和藥品，基本上也是進口的；即使有國產的，也少有人買。一些小型的儀器，我希望盡量用國產，但是學生不愿意，說容易壞。儀器的制造與整個國家的制造業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涉及材料、設計理念、加工技術等多方面的問題。以前生物物理所曾經有一支隊伍專門做儀器，也曾做出過離心機、液閃儀等，可惜沒有形成產品，沒有真正用起來。所以，當前大型儀器究竟是進口，還是自主制造，要有長遠考慮和規劃，有的要立即行動起來。

　　王志珍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女科技工作者協會會長。在蛋白質折疊，折疊酶和分子伴侶，胰島素A、B鏈相互作用及重組等研究中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