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論文、項目也可升教授！這所高校如此破五唯

非985、非211、非“雙一流”，這樣一所建校僅4年的“技術大學”，在部分省份的考取難度卻堪比211高校。

事實上，深圳技術大學獨立招生的第一年，均分就超過了一本線。在部分省份的錄取線甚至高出一本線60分以上，同等條件下，還有“211”“雙一流”高校可以選擇。正式建校4年多來，招生人數逐年增多，其分數穩定在一本線上50-70分。

有人說它是“中國最速成的技術大學”。從2016年籌建辦學到2018年11月正式成立，深圳技術大學僅用了3年時間。它不僅有速度，更有“破五唯”的力度。在這里，不靠論文、不靠項目也可晉升教授。科研、教學、工程實踐、實驗，教師無論在哪個方面做出成績，都有機會獲聘教授。

盡管有這些亮眼成績，但它會是一所好大學嗎？

這種出于刻板印象的疑問，深圳技術大學校長阮雙琛聽過不少，他坦言，目前最大的挑戰仍是“扭轉大家的觀念”：技術大學是好大學、高水平大學，它不比研究型大學差。

那么，技術大學與研究型大學有何不同？對標德國，如何實現？“破五唯”后，如何進行考核？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專訪了深圳技術大學校長阮雙琛。

阮雙琛 圖源自受訪者

技術大學的目標是培養一流的工程師、設計師、精算師

《中國科學報》：2019年，獨立招生的第一年，面向六個省份招生，均分數線超過了一本線，在河南、陜西的報考分數高出一本線60分以上。深圳技術大學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優秀生源？

阮雙琛：首先是校園環境。籌建之初我們就有一個理念：以學生為中心。我們一直在想怎么打造一個令學生喜歡待的地方，無論是教學樓、體育館、實驗室，都是非常國際化的。這樣的環境也保證了我們引進的國際學者能待得住。

在學生培養上，聘請了眾多德國一流大學的學者，還和德國大學聯合辦班，定期送學生到德國交流實訓等等，深度對標德國技術型大學。

另外，我們通過調整老師的考核指標，優先支持有學生參與的項目。從頂層設計上保證從入學開始，學生就能接觸到一線企業的技術難題。這對于其實踐水平的提高、未來工作技能的積累都很有益。

《中國科學報》：學校的定位是應用型技術大學，這如何理解？

阮雙琛：一提到技術大學，很多人認為是二本、三本，甚至大專，認為不如通常的研究型大學，這與我國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有關。在德國，技術大學是高水平大學，共計400多所大學里，300多所都是技術大學，為其培養出了眾多一流的工程師、設計師、精算師等等。很多大型企業的創始人、CEO、技術骨干都畢業于技術大學，比如西門子、大眾集團的總裁等等。德國的技術大學跟周邊的高科技公司、整個城市的發展是融為一體的，深受家長和社會的認可。

而國內缺乏高水平的、針對卡脖子技術的、面向企業核心問題的、研究應用技術的大學。因此，深圳技術大學希望能借鑒德國的辦學模式，對標德國的技術大學，先走國際化的道路，再逐步實現高水平。

《中國科學報》：應用型技術大學在國內的現狀怎樣？

阮雙琛：有一批高校希望對標德國，向高水平技術型大學轉型。但據我了解存在困難：一是師資隊伍，二是理念，三是學校周邊是否有一流企業。這三個條件制約了很多高校的轉型。

《中國科學報》：技術大學培養出的人才，與普通高校中的工科類專業、職業高校培養的人才有什么不同？

阮雙琛：舉個高端電鏡的例子來說，職業高校培養的人才學習如何操作電鏡，是一個技術員、技術工人的角色。

在傳統研究型大學里，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運用新理論、新材料開發出了高端電鏡的樣品，而后交給負責分析檢測的公司進行測試。拿到測試結果后，再對其進行分析、優化。

那技術大學培養的人才做什么呢？技術人才在分析測試結果的基礎上，從工業生產、技術發展的角度提出優化思路，比如改變外界條件，加強光、加氣、加壓等。經過優化、穩定后再進行分析測試，制造出滿足研究型人才需要的新一代的電鏡，進一步可以指導企業進行批量生產。

所以，技術型大學培養的是研究技術的人才，是能夠推動技術設備不斷迭代升級的人才。目前我國這種類型的人才顯然是比較缺乏的。

現在有很多企業廠家，做到一定規模之后，會從招收的畢業生中，培養一部分鉆研技術設備的人才。我們希望，學生在校期間既能得到理論知識的學習，又能獲得工程實踐的訓練，建立起技術思維。這樣到了企業之后，快速就能上手。

像我們本地的企業，其實很需要這樣的人才。今年，我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有的甚至PK掉了來自“985”高校的競爭者，走進了頭部企業。

改善工程技術人才缺乏現狀，首先要“破五唯”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為何我國工程技術型人才如此缺乏？

阮雙琛：從上世紀90年代我國引入SCI的評價指標后，大家都跑去寫文章、比影響因子，其實此前很多以工科為主的大學是在扎扎實實地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的。

我認為國家要深度改革評價體系。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專業領域，需要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否則對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非常不利。

《中國科學報》：你提到在評價體系中，將老師納入不同的序列，請具體講講？

阮雙琛：應用技術型大學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破五唯”。我們希望由最了解一線企業、一線技術難題的老師來任教。他們既沒發很多篇文章的經歷、也沒申請國家級項目的經歷，很難跟研究型大學教師做比較，但在我們學校，這樣的老師也能得到認可。

總體上采用預聘-長聘制進行聘任考核。結合“破五唯”，我們將老師分為了研究型、教學型、工程實踐型、實驗型四種序列。

對于研究型老師，重點考核科研水平、承擔項目能力、論文水平等；對于教學型老師，我們從學生評價、課堂觀摩、教學效果這幾個方面來評價，比如作為指導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各類科技競賽，學生選課情況等都會納入考察范圍；工程實踐型老師，重點考核其與企業合作研究的能力，由學術委員會對合作項目難度和水平、創造收益、學生在完成項目過程中的能力提升等進行綜合評判；對于實驗型老師，重點考核其實踐課程教學水平、儀器設備研發水平的能力。這四種序列的晉升通道都是暢通的，在哪方面作出成績都能得到認可。

另外，學校對縱向項目和橫向項目一視同仁，更鼓勵老師們爭取橫向項目。

我們希望，對外介紹的時候，不是列舉獲得國家級項目個數、發表的文章數、有某些頭銜的人數，而是告訴別人我們做出了什么，在理論技術方面有哪些創新，對社會發展有什么推動作用。

《中國科學報》：這四類老師的結構比例是怎樣的？

阮雙琛：我們作為正式設立僅4年多的高校，發展很迅速，目前也在大力引才。等達到一定規模之后，將進一步優化結構比例，未來，工程實踐型和實驗型老師占比應該會更大一些。

技術型大學不比研究型大學差，扭轉觀念最困難

《中國科學報》：對標德國的辦學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

阮雙琛：一是德國技術型大學的招聘要求。應聘老師需要滿足，博士畢業后在公司或工廠有5-8年工作經驗的條件。這樣的老師了解產業前沿技術，了解工業技術難題，可以保證學生從學習初期就能與產業應用對接上。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顯然不現實。我們目前通過引進德國人才、將老師納入不同序列等來解決這個問題。

二是學生培養方案。德國技術型大學的培養方案是跟企業高度融合的，企業面臨的技術問題、未來前沿技術都會體現在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中。這樣學生既能掌握理論知識，又能深入了解企業需求、技術難點，保證學生畢業即能滿足企業工作需要。這比傳統大學的培養方案更困難，好在我們地處深圳，深圳有著眾多的工業企業，這給合作培養創造了比較好的條件。

三是如何評價學生。德國技術型大學培養的學生，畢業要求是能設計制造出真正能夠用于企業應用的東西，或是提出實際問題的論證方案、規劃方案。比如汽車專業的學生畢業要求是設計制造出汽車，比如商學院的學生能夠給金融公司拿出商業計劃書。我們也在探索如何落地，這要求學校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生身上。

《中國科學報》：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如何調動企業參與教育的積極性？能舉個例子嗎？

阮雙琛：我們將企業的技術難題納入培養方案，以做出實際產品為導向，通過聯合辦班、實驗室、培訓班，實習等形式來加強交流，這樣相當于是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的，他們就愿意合作。到了畢業季，我們的畢業生對相應企業更加熟悉，他們選擇到企業工作，這就形成了良性互動。比如深圳大族激光，有個副總經常來給學生們上課，我們每年有一二十個學生到公司就業，結果是雙贏的。目前我們與230多家企業都建立了合作關系。

其實解決企業問題也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有效方式，在解決實際問題過程中，會激發學者對理論的鉆研、產生新的發明，國外很多知名教授的課題來源于企業。目前越來越多的高校認識到了和企業合作的重要性，這很有利于未來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科學報》：辦學過程中，對你個人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阮雙琛：我認為最大的挑戰就是扭轉大家的觀念。讓所有人，尤其是學生和家長認識到，技術大學是好大學、高水平大學，它不比研究型大學差，這非常困難。

包括我跟別人交流，介紹我們是 “研究技術型大學”，不然很容易被誤解成低水平的、不入流的學校。一提到研究，大家就覺得是高水平，一提到技術，似乎就覺得是低水平，但事實并不是這樣。

包括我們通過四種序列進行聘任，頭銜都是教授，后面加括號注明，教學型、工程實踐型等等。為什么？大家的觀念里還是會認為，教授的頭銜更有吸引力，整個社會對教授的接受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