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與丘成桐兩位先生的爭論，和生物學家的尷尬

　　2016年的中國科學，天空漂浮著幾朵烏云。針對中國建設下一代巨型對撞機的爭論，近日因為丘成桐先生的網上聲明，和楊振寧先生的公開回應，而浮出水面，進入大眾的視野。一下子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

　　楊振寧和丘成桐都是高山仰止的一代宗師。兩位先生對話，照理說沒有小輩插嘴的份，更何況巨型對撞機建造與否，茲事體大，可能影響中國物理未來發展30年，原本就是大人物們操心的事情。但丘先生在聲明中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而中國學術界近些年來，等級階層愈發固化森嚴，學術雖有長足進步，思想和風氣卻是更加禁錮。兩位大師爭論，圈內人恐怕都不便媒體發聲。晚輩圈外之人，毫無厲害沖突，就斗膽與楊老商榷幾處。所幸楊老給出七點意見，真正關聯專業學術的，僅有一條，其余都是涉及政策層面，所以我雖然不是高能物理學家，也不妨議論一二。

　　楊老以94歲之高齡，仍心系中國科學的發展，而不顧個人之得失和毀譽，實在令后輩敬仰。不過總結楊老關于“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的論斷，不外乎造價太高，沒有實用價值，美國人都不干，中國高能物理過去三十年乏善可陳，也得不了諾貝爾獎這幾點。對此晚輩實在不敢茍同。

　　科學一定要“有用嗎”？

　　楊老最讓人驚訝的是他的第五點，全文摘引如下：

　　七十年來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對人類生活有沒有實在好處呢？沒有。假如高能所建議的超大對撞機能實現，而且真能成功地將高能物理學更推進一大步，對人類生活有沒有實在好處呢？我認為短中期內不會有，三十年，五十年內不會有。而且我知道絕大多數物理學家都同意我的這個說法。

　　楊老以理論物理宗師之尊，居然以實用性而質疑高能物理的發展成就，真是讓人大跌眼鏡！沒錯，絕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會同意，三十年、五十年內超大對撞機恐怕都不會對人類生活有實在的好處。楊老自己在理論物理劃時代的杰作，五六十年過去了，普羅眾生除了驚嘆與震撼，也并沒有得到一丁點的實惠。如果青年時代的楊先生以實用為準規劃職業發展，那世界上也許會多出一個杰出的工程師，但必定會損失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因此，楊老關于實用性的論述，害莫大焉！

　　這里不妨看看高能所王貽芳先生對科學有什么用這個問題的解讀，“我通常的回答是：沒什么用的。”

　　美國人不做，中國人就不能做嗎？

　　楊老列舉反對中國建造的第一個理由，就是“建造大對撞機美國有痛苦的經驗”。對于這段史實，以及美國的決策機制，相信楊老非常清楚。這里所說的是美國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SSC)， 1983年立項，1989年在德克薩斯州上馬建設，1993年中止。楊老所說預算超支，當然是其失敗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國際政治的變化、美國國內的政黨交替、以及地方利益的沖突與短視。

　　民主黨克林頓總統在1993年上任，對于共和黨時代的大科學工程并不感冒。而新當選的國會議員們，只需要對自己的選區選民負責，揮起大刀砍掉德克薩斯的油水，那是毫不留情的。更何況前蘇聯垮臺，冷戰結束，大科學在國家利益之中一下子顯得沒有那么重要。這樣一個實用性導向的科技政策，正是美國從不戰而勝的巔峰走下坡路的開始！ 而SSC的下馬，也將實驗物理的中心拱手讓給歐洲，錯失上帝粒子的發現，直接造就了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Hadron Collider， LHC）的成功。楊老也承認，Higgs粒子的發現是LHC粒子物理學的大貢獻。

　　這段歷史可以說對中國頗有警示。民主政體的缺點，在于其決策效率低下、執行力不高，SSC的失敗是一個明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高鐵，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東西海岸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區域，如果建成高鐵，對經濟和產業會是多么大的一個拉動。但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態勢之下，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美國慘痛失敗的教訓，來支持中國的不作為，晚輩看不出其中的理由。高鐵建設之前同樣有許多的爭議，如果我們效仿美國，不知道今天會是什么的樣子。

　　如何評價中國高能物理三十年？

　　楊老更在聲明中發問：

　　中國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評價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學家中，中國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

　　這段質疑，不知道中國的高能物理學界會做如何感想。楊老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對撞機，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其立場鮮明而一致。后來在李政道、吳健雄、和袁家騮等幾位先生極力推薦下，經小平先生親自拍板，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得以上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能物理尤其如此！如果楊老反對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沒有上馬，中國高能物理學，今天又會是怎么樣的一番境地？從何談論引領世界，做巨型對撞機呢？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以及后來的大亞灣中微子項目，至少培養了隊伍，鍛煉了人才，儲備了技術，為今天和今后打下了基礎。這段質疑，相信高能物理圈內之人，斷難接受。

　　巨型對撞機到底有多貴？

　　楊老反對的一大理由，是巨型對撞機造價高昂，可能上千億元，既會沖擊其他學科的發展，也有更重要的民生更需要錢。這些當然都有其道理。但丘先生估算400億的造價，分攤在20年，每年不過20億，抓一兩個貪官的收益而已，在北京不過是一個樓盤，說低不低，說高也不算太高，況且會有其他國家承擔。

　　但這樣一個項目的輻射效應也是非常明顯的。除去科學本身的回報，這種大科學設施，對于方方面面的技術和工程提升，是非常巨大的，以學科的門戶之見反對，非常短視。通過這樣一個項目，中國將一舉成為世界高能物理中心，丘先生所描述的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從各個國家來到中國，是完全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輻射效應，對中國的科研氛圍和體制，都會產生巨大的正面沖擊，這是每年拉經費的時候喊幾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完全無法比擬的。

　　也談諾貝爾獎

　　國人的諾貝爾獎心結，似乎并沒有隨著屠呦呦先生首獲諾貝爾科學獎而減弱，反對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現在動不動一個成果，就會被冠以諾獎級別的美名。一般老百姓如此追捧也罷，楊老居然也問“如果能得到諾貝爾獎，獲獎者會是中國人嗎？”，確實讓人詫異。

　　而楊老所斷言的“建造超大對撞機，其設計，以及建成后的運轉與分析，必將由90%的非中國人來主導，” 更不知有何根據。巨型對撞機如果在中國上馬，正如楊老所說，“其中中國的份額必極可觀，” 那中國人主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的情形，在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已經體現。楊老實在是多慮了。更何況科學研究和發現，在于對真理的探知和追求，并非諾貝爾獎章可以概括。

　　生物學家的尷尬

　　最后也簡單談一個相關的話題，中國科學的另一片烏云。韓春雨老師的基因編輯技術，從最初被捧為“諾獎級別”，到如今一片棒殺，中間不過區區四個月，折射出許多的問題。

　　與物理學和數學的嚴密邏輯體系相比，生物學家確實略有尷尬。Nature報道，超過70%的研究人員曾試圖復制另一個科學家的實驗并以失敗告終，而超過一半的研究人員竟無法重復自己的實驗。例如在腫瘤生物學文獻之中，可重復性只有10%！這是今天生物學領域的現狀。

　　具體到韓春雨老師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兩個層面：是否可重復，以及是否造假。專業雜志前段報道，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研究組已經停止重復其工作的努力，等待別人的結果，也就是說還有三分之一的研究組還在繼續重復。可重復性的問題，現在還沒有定論。此其一。

　　如果確定實驗結果的確不可重復，這在生物學中也司空見慣。但韓春雨這一工作顯示度太大，關注度太高，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這對中國科研體制是一個大的挑戰。從謝燦與張生家論文爭議不了了之來看，依靠體制本身解決，前景黯淡。如果又是那樣一個結局，將非常糟糕，令清者不清，濁者不濁，會對中國科學再次帶來巨大的打擊。

　　因此，一方面希望有關部門能夠促請第三方國際專業學術組織詳細調查，另一方面也呼吁學術爭議在學術層面解決，不必大眾娛樂化。無論是捧殺還是棒殺，受傷害的，都是中國科學，特別是這背后可能隱含的巨大商業利益與沖突。

　　結語

　　最后以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的名句結束吧

　　一切會議上對于提案的贊成和反對極少是就事論事的。有人反對這提議是提議的人鬧意見。有人贊成這提議是跟反對這提議的人過不去。有人因為反對或贊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隨聲附和。

　　時光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我們中國人，會不會有點點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