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樊秀娣
我們發現,在多起嚴重危害國家科技經濟發展的“虛假”學術成果背后,不是沒有完整的評審制度和嚴格走完的評審流程,而是評審結論被“權威大牛”評委的失誤評判所誤導。
就拿震驚海內外的“漢芯系列”造假事件來說,2003年,造假者將從美國買來的芯片加上自己的LOGO搖身變成了“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漢芯一號”。
如此粗劣的造假手法,竟然沒能被國內最高級別的頂級專家評委所識破?
如果因為高科技成果一時難辨真假尚可原諒的話,但在此之后三年多的時間里“漢芯系列”在拿不出任何成品的情況下卻依舊未被揭露,相反造假者及其團隊卻一路“凱旋高歌”,斬獲名利無數,這樣重大的評審失誤真不該不了了之。
首先,“虛假”科技成果靠著“權威大牛”的“首肯”成了“皇帝的新衣”。
其實大多數業內專業人士心里清楚,正是由于“漢芯一號”成果鑒定中“權威大牛”對此的極高評價,才使得“漢芯系列”處于無人膽敢質疑的地位,也正是“權威大牛”的一言九鼎,使得學術打假事件大費周折。
本文所指的“權威大牛”是指在專業領域內處于絕對地位的“響當當”人物。他們以學術起家,大多數人擁有高級別學術頭銜和一些領導職務。
“權威大牛”一般官學兩棲,由于身份和地位的顯赫,他們在學術評審中的實際影響力極大。
然而,“學術”本無“權威”,從根本上說,學術評審“忌諱”權威,絕對的權威很可能是學術的“禍害”。
現實中“權威大牛”的“一言堂”不僅影響學術評審結果,而且還被學術不端者用以作為掩蓋真相的“保護傘”和逃避質疑的“擋箭牌”,這樣的情況并不少。
為此,越是高級別的學術評審活動,越要防止“權威大牛”的“法力無邊”。
而要在學術評審中遏制“權威”,光靠同行和社會監督難以奏效,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在法律和制度層面嚴格規范和執法。
其次,學術評審中的“一言堂”為學術不端者提供了投機鉆營的“空子”。
學術不端者要鉆學術評審的空子,搞定“權威大牛”一定是首選。
在當今國內學術圈“傍大款”流行的風氣下,雖然在學術評審中專家評委必須獨立評判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在現實中,專家評委往往都不愿和“權威大牛”的觀點相左。
理由很明顯,因為專業領域頂尖就這么點大,誰得罪了“權威大牛”,誰今后的發展和利益就可能會受損。
所以,即使專家評委中有人對“權威大牛”的評審結論心存異議,卻很少有人會“挺身而出”。
如此的學術評審,看似程序、形式公正,然與實質正義相去甚遠,因而遏制“權威大牛”在學術評審中的“權威”影響力現實意義重大。
從某種角度而言,學術不端者看重“權威大牛”,無非是因為“權威大牛”的現實影響力。
因此,把“權威”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也是對“權威大牛”最好的保護。
事實也是如此,大多數“權威大牛”雖然往來于官場與學界,但骨子里終究是學者,他們經不起“巧言令色”,容易被別有用心者所迷惑。
而且,不少“權威大牛”長期忙于行政事務和應酬交際,對快速發展的專業知識日漸生疏,在一些專業領域也容易被“欺騙”,而讓這樣的“權威大牛”做科研項目的專家評委,無異于“酒后駕車”,拿評審項目的“生命”作代價。
再次,依法追責是遏制學術評審中“權威大牛”不當影響的制度保障。
學術評審不是“法外之地”。
文藝明星代言虛假廣告要受到道德譴責和法律制裁,體育運動員服用違禁藥品,教練要承擔連帶責任,為什么嚴重“失誤”的學術評審卻可以等閑視之?相關的專家評委還可以毫發無傷?
從道理上講,學術評審涉及高深學問,一般的社會公眾因其學識所限而難以參與評判和監督,而高層次學術評審又緊密關聯國家科技發展的大政方針,所以來不得半點閃失。
那種把學術評審當成“名利”來對待的評委,是對評審工作的嚴重瀆職。
對由此造成重大失誤和損失的評委,不管是不是“權威大牛”,都應追究其相應責任。
減少學術評審失誤,杜絕學術腐敗滋生,依法追責是根本。
對學術造假事件,除了對學術造假的“始作俑者”依法制裁外,對相關的專家評委也必須嚴肅追責。
如果專家評委判斷失誤,說明專家評委的學術造詣已不適合做評委,可以取消評委資格,直至榮譽頭銜;如果專家評委與學術不端者相互串通,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依法追責,促使“權威大牛”珍惜自身學術名望,“如履薄冰”般地行使好評委職責,遇到自己專業“短板”的評審項目,主動提出回避。相信只要專家評委人人履職盡責,學術評審就會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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