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別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汪品先開玩笑說，“別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那是1959年的夏天，一輛從高加索山上下來的卡車底朝天翻倒在黑海岸邊，被壓在底下的莫斯科大學地質隊員里，有個叫汪品先的中國學生。當他蘇醒過來的時候絕沒有想到，前面等待著他的，是要比翻車更糟糕的“折騰”。

　　1960年回國前后的“重點批判”，“困難時期”的政治運動，汪品先遭遇的是精神上的巨大沖擊。“文革”期間，他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幾乎絕望地以為將來的生存環境“就那樣了”。

　　但是這位推動中國深海研究的先行者、國際大洋鉆探首位中國首席科學家，更沒想到會在該退休的年齡迎來學術上的黃金期。對于汪品先來說，“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他開玩笑說：“別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因為他自認為“有點分量”的工作，都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做的。“到了晚年，才挖到了深海研究的學術富礦。”

　　《老人與海》的故事曾感動了無數讀者，而汪品先對于大海，不是征服，不是挑戰，而是永恒的探究和深情的守望。

　　“中國覺醒了”

　　如果說距離產生美，神秘激發興趣的話，那么“深不可測”的海底世界則對汪品先散發著持久的迷人魅力。

　　人類進入深海只有幾十年的歷史，而海洋平均有3700米深。由于隔了巨厚的水層，人類對深海海底地形的了解，還趕不上月球表面，甚至趕不上火星。

　　正所謂“山高不如水深”——陸地最高的珠穆朗瑪峰8800多米，而海洋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卻有11000米。到目前為止，有3000多人登頂珠峰，400多人進入太空，12個人登上月球，但是成功下潛到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的，至今只有3人。

　　自古以來，海洋開發無非是“漁鹽之利，舟楫之便”，都是從外部利用海洋。當代的趨勢，卻是進入海洋內部，深入到海底去開發。

　　現在全世界開采的石油1/3以上來自海底，其經濟價值占據了一半以上的世界海洋經濟產值。

　　各國對海洋資源開發的重視甚至爭奪日益激烈。要想獲取，必須先搞清楚深海底部“有什么，怎么辦”。汪品先探究和守望的，正是這片蘊藏著無盡寶藏的戰略領域。

　　但是直到近幾年，深海研究在我國才提上日程。為海洋科學呼吁20多年的汪品先，現在才感到如魚得水，“海洋事業迎來了鄭和下西洋600年以來的最好時機”。

　　其實，學古生物學出身的汪品先本來對海洋的了解也很有限，真正讓他大開眼界，看到國際海洋科學前沿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的考察和進修。

　　1978年，汪品先隨團訪問法國和美國。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很多認知需要重新建立。兩個月在十多個城市學術機構的訪問，以及接下來獲得“洪堡獎學金”在德國一年半的研究，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當代科學，特別是海洋深處的研究。“如果說，蘇聯的5年學習獲得的是扎實的基礎，那么從德國學到的則是活躍的學術思想。”

　　而那段時期，國內在海洋研究的很多領域還處于落后和空白的狀態。汪品先和同事們就是依靠簡陋的設備，建立起了同濟大學海洋地質系。他們住的宿舍以前是個肝炎病房，工作的實驗室是個蚊蠅成群的廢舊車間，用來研究微體化石的是兩個對不上焦的顯微鏡。

　　盡管如此，但汪品先和同事們還是在1980年完成出版了《中國海洋微體古生物》文集，后來又出了英文版。這本書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十幾個國際學報紛紛報道。“中國覺醒了。”法國一本學術期刊在對該文集的評論開頭這樣寫道。

　　“能活著回來就算贏”

　　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來講，近代中國在世界上的落后，正是從海洋開始的。

　　1840 年的鴉片戰爭、1894 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與八國聯軍的戰役，都是首先敗在海上。汪品先則希望通過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努力，為國家重新在海洋找回自信的道路上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1991年汪品先當選中科院院士的時候，“夠分量的”機會依然沒有到來。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汪品先終于迎來了中國參與“國際大洋鉆探計劃(ODP)”的機會。

　　而這種深海游戲，只有在經濟和科技上都具備相當實力的國家才玩得起——20世紀地球科學規模最大的深海鉆探計劃，于上世紀80年代發展為由10多個國家共同出資的“國際大洋鉆探計劃”，每個耗資逾700萬美元的鉆探航次，由國際專家組根據各成員國科學家提供的建議書投票產生。

　　1995年，汪品先提交了《東亞季風在南海的記錄及其全球氣候意義》建議書，1997年，該建議書位列全球排序第一，被正式列為ODP184航次。而有的建議書提了十多年都未被采納。

　　1999年，該航次在南海實施，汪品先是首席科學家。“走的時候，我跟老伴說，能活著回來就算贏。”這位當時已年過六旬的科學家承受著極大的壓力，“我連大洋鉆探的小兵都沒當過，現在一下子要當首席，壓力很大。”

　　海上工作本來就有風險，何況深海海底的鉆探。海盜警報還沒過去，又遇到了雷達失靈……不過對于擔任首席科學家的汪品先而言，最大的壓力來自工作本身。在海上工作的兩個月里，汪品先的生物鐘徹底被打亂了，每天只敢睡一會兒。“大洋鉆探是需要砸錢進去的，每天的成本超過10萬美元，一旦哪個環節出問題，造成的損失也將非常巨大。”

　　一番劈風破浪之后，汪品先終于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國人設計和主持的大洋鉆探航次，不僅實現了中國海區深海科學鉆探零的突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南海的南沙和東沙深水區6個站位鉆井17口，取得高質量的連續巖芯5500米，還為南海演變和東亞古氣候研究取得了3200萬年前的深海紀錄。

　　大洋鉆探是國際合作項目，鉆探船是美國的，船長也是當年打過越戰的美國老兵。汪品先至今記得在南沙海域，當第一口井開鉆的時候，船長下令升起中國國旗時的場景。“那個意義，超出了科學的范疇。”

　　鐘情南海

　　在深海研究中，汪品先對南海情有獨鐘。

　　法國的古海洋學家卡羅·拉伊曾描述，中國南海中可能會有地球上最迷人的地質紀錄。

　　在汪品先看來，要從根子上了解邊緣海的資源和環境，最好是解剖一只“麻雀”。南海作為邊緣海，正好是只“五臟俱全”的麻雀。

　　他進一步解釋道，與大西洋相比，南海海域規模小、年齡小，便于掌握深部演變的全過程;與太平洋相比，南海沉積速率和碳酸鹽含量高，正好彌補西太平洋的不足。

　　經過汪品先和學界同道的共同呼吁，“南海深海過程演變”重大研究計劃于2010年7月正式立項，是我國海洋領域第一個大型基礎研究計劃，預計執行期為8年(2011~2018年)，總經費至少1.5億元。

　　這項計劃的目標在“深部”，采用一系列新技術探測海盆，揭示南海的深海過程和演變歷史，再造邊緣海的“生命史”，爭取為國際邊緣海研究樹立典范。

　　作為指導專家組組長的汪品先介紹說，南海深部計劃的立項經過了多年的醞釀和研討，主線是解剖南海這只“麻雀”的生命史, 包括三大方面內容：從海底擴張到板塊俯沖的構造演化，是這只麻雀的“骨架”;深海沉積過程和盆地充填，是它的“肉”;深海生物地球化學過程，是它的 “血”。

　　目前，全國四十多個實驗室、三百多位科學家，正在從不同學科共同探索南海的深部。將近3年來他們完成了幾十個航次和航段，正向縱深推進。南海的第二次大洋鉆探，將在即將到來的春節前從香港起航，鉆探南海的大洋地殼，兩位首席和多位航行科學家都是“南海深部計劃”的研究骨干。我國7000米載人深潛器“蛟龍”號首個試驗性應用航次，也已經在今年6月下潛南海北部探索冷泉和海山……

　　布局海底觀測網

　　在完成和推動上述深海科研項目后，如今在汪品先推動深海科技的目標清單中，列在第一項的便是建立海底觀測網。

　　據他介紹，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是一部不斷擴展視野的歷史。假如把地面與海面看作地球科學的第一個觀測平臺，把空中的遙測遙感看作第二個觀測平臺，那么在海底建立的將是第三個觀測平臺。

　　“人類歷來習慣從海洋外面研究海洋，而海底觀測網是在海底建造氣象臺、實驗室，從海洋內部研究海洋。”汪品先說，如果在海底布設觀測網，用光電纜供應能量并傳輸信息，就可以長期連續進行原位觀測，隨時提供實時信息，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認識海洋的途徑，所有相關的研究課題都會為之一新。

　　他進一步解釋說，這是人類和海洋關系的改變。2009年，加拿大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觀測網，2014年美國將建成更大的觀測系統。美國人說，若干年以后，人們在家通過電視直播就可以觀看到海底火山爆發的壯觀場景。

　　在這場被視為海洋科學新革命的進程中，汪品先希望中國不再“遲到”。“只有盡早介入，才能在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取得話語權。”

　　多年來，汪品先是呼吁者，也是踐行者，為推動建立海底觀測系統而奔忙。

　　《國際海底觀測系統調查研究報告》這個由他牽頭完成的內部報告，經多次修改于2011年形成了最終版本——《海底觀測——科學與技術的結合》。

　　2009年，在汪品先領銜下，中國第一個海底綜合觀測試驗系統——東海海底觀測小衢山試驗站建成并投入運行。2011年，中國的深海觀測裝置在美國加州900米水深的試驗站對接成功。

　　同年，由汪品先所在的同濟大學牽頭，提出在我國東海和南海建設國家海底觀測系統。2013年，這項建議已經正式列入“十二五”國家大科學工程。

　　采訪手記

　　赤子心 家國情 無止境

　　除去出差以外，辦公室是汪先生的大半個家。

　　兩次采訪中的一次是在周六晚上八點多，平日的那個時候本是他的工作時間。“不過我一般11點之前會到家，不然老伴兒會生我氣。”他笑著解釋自己的工作時間也不算“太長”。

　　為了避免被外界過多打擾，除了叫車的時候，他從不用手機。

　　1936年出生的汪品先有著那個時代鮮明的赤誠和信仰。

　　家國情懷和振興祖國的強烈愿望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經常從專業領域考慮國家海洋戰略的他會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和國家聯系在一起。

　　上世紀60年代的饑荒時期，他覺得國家困難，從蘇聯回來堅持不用“糕餅票”之類的標證，后來犯了浮腫。

　　從上海“十里洋場”長大的他，在念書的歲月里總覺得有“原罪”，真心誠意地想批判掉“個人主義”。 他甚至曾深深地懷疑和批判過自己的“自私”——1959年車禍醒來后，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還活著”，而不是先想到他人。

　　后來的經歷，尤其是“文革”的洗禮，才讓他反思當年接受的教育是否正確。

　　在國外的考察和進修期間，他慢慢領悟到科學的創造需要自由的空氣。從學成回國到如今接近“杖朝”之年，他也一直沒有停止科學的思考和反省。

　　在他看來，近些年來，雖然我國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巨大，發展速度也令世界矚目，但管理層面的急功近利和文化層面的沉淪，“也許使問題比成績長得更快”。

　　“我們的做法偏了，總的來說，我們是拿抓工程的方法來抓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目標過于明確，過于強調物質化的結果，這樣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科學研究風氣，也出不了真正大的成果。”汪品先不無憂慮地表示。 他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強調物質為主，精神的東西就放松了，而且缺乏對歷史的反思。“我總覺得，現在這么好的條件，完全可以冷靜下來，想想究竟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

　　研究海洋的汪品先已經歷過人生的風浪，他明知道說的不見得符合主流觀點，期望中的改變也不會立刻發生。“但是如果連不同的聲音都沒有了，那才是真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