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在微生物世界做大事

　　2013年，高福很“火”。2013可圈可點的生命科學人物，2013年度科技創新人物……除了新晉院士名錄，在不少年度排行里，高福都“榜上有名”。這與他回國10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憶往昔十載光陰，令他倍感安慰的，有追隨著他回國的妻子、兒女，也有這十年來積攢的三件“功勞”。

　　推開門，記者驚呆了。一個不足35平方米的房間，滿滿當當地塞著八張隔間式辦公桌，幾名科研人員正埋頭工作。

　　“他剛剛出去了，辦公桌就在那。”坐在靠近門的助研吳瑩起身指了位置。那是一張任何單位都能找到的辦公桌，占地兩平方米不到，背后是擺滿書的書架，幾本獲獎證書和幾張大合照立于書前。

　　“你們來啦，讓你們久等了。”詫異之際，一個洪亮的聲音傳來，一個身影從走廊盡頭的光亮處走近。

　　這個聲音和身影，正是新晉院士、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員高福。

　　2013年，高福很“火”。2013可圈可點的生命科學人物，2013年度科技創新人物……除了新晉院士名錄，在不少年度排行里，高福都“榜上有名”。這與他回國10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憶往昔十載光陰，令他倍感安慰的，有追隨著他回國的妻子兒女，也有這十年來積攢的三件“功勞”：建一個新所、立兩塊石頭、攀三座山峰。

　　一個新所

　　2004年的3月11日。這一天對于高福是個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高福只身回國，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長一職，他在國外的13年工作生涯告一段落。

　　“競聘所長的時候，自己沒有提什么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中科院給我的條件很好。”高福笑著回憶，“工資該怎么發就怎么發，當時房價大約是六七千一平，中科院分配了我一套大的經濟適用房，盡管自己也要花錢買，但相對還是便宜很多。”

　　“不要小富即安，微生物所要立足做大事。”這是高福剛剛就任所長時，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對他的叮囑。這句話，高福至今銘記于心。

　　為了“做大事”，高福當所長的4年里，搞改革，搞建設，有經驗，也有教訓。“有經驗挺高興，有教訓呢，就更高興。”高福豁達地笑著。

　　高福用三個“布局”總結了4年的所長經歷——觀念布局、學科布局、人才布局。

　　“在觀念上，我主張聚焦科學，不要搞其他沒用的事情。說自己是微生物所的科學家，就要拿像樣的成果。當所長、做科研，也別說很辛苦，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做不出東西來。做不出來就說明你沒好好干。”高福直言，“沒有功勞等于‘白勞’。”

　　在學科布局上，高福堅持“不能均富”。“科學只能第一不能第二。我們要根據國家需求，根據當時情況，有些老掉牙的學科該放棄就要放棄，不能均富。”高福說。

　　人才布局也是高福的“大手筆”。“攪水”“拔蘿卜”成為高福著手人才布局的利器。“我做所長之后就開始攪這潭水，微生物所的一部分同志調走了，我覺得這是好事，攪起來以后人才就流動了。中科院只能留一流的科學家，若是二三流的科學家把蘿卜坑占了，新蘿卜就過不來。”高福說。

　　說來容易做起來難，4年的所長任期內高福沒少碰釘子。“當時受到不少非議，不過我這個人不管發生什么事，思想負擔都比較輕。”高福笑言。

　　在這4年里，高福還辦了件與自己專業看似不搭界的“大事”。這件“大事”，直觀表現為坐落于天津濱海新區空港經濟區的“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

　　面對當時逐漸“火熱”的生物質能源、生物材料等與“綠色”掛鉤的技術，高福沒有不做的余地。而這類工業微生物技術，顯然不屬于高福專長的領域——病原微生物。

　　“我回國當所長的那幾年，花了大部分精力抓微生物所的工業生物技術。”高福回憶，“這件事情，是我在路甬祥院長的指示下，在陳竺副院長的直接領導下做成的。那時在北京這邊很難搞發酵車間，受到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與之相比，天津在工業微生物方面的基礎非常雄厚，而且天津沒有一個中科院的單位，所以我們當時就決定去天津。”

　　不過，“這件事”也有些出乎高福意料之外。“原來設計是把它作為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發基地，最后發展成了中科院獨立的研究所。”高福說，“但是從國家層面來看，還是一件好事。”

　　“享受過程看結果”的理念，成為高福在這4年時光里濃縮出的精華。

　　兩塊石頭

　　7年前，高福促成了一出“石頭記”。

　　即使現在去中科院微生物所，還能看見微生物所的樓下立著的兩塊大石頭。一塊寫著“寧靜致遠”，一塊寫著“格物致知”。這兩塊看似普通的石頭，藏著不尋常的故事。

　　故事的起點在2005年。這年5月，中科院和日本的東京大學正式簽署開展合作與交流的框架協議，在這份協議的基礎上，微生物所與生物物理所和東京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簽署了合作交流備忘錄。

　　2006年5月26日，中日分子免疫學與分子微生物學聯合實驗室和中日結構病毒學與免疫學聯合實驗室成立，并被科技部批準為中日政府級合作項目。

　　次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訪問日本，發表了題為《為了友誼與合作》的演講。這篇演講贏得了滿堂喝彩，也讓高福十分感動。至今他仍能一口氣背出結尾的那段話。

　　“中日兩國關系的發展盡管經歷過風雨和曲折，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樣，不可動搖!”

　　當時，高福有了一個有意思的想法：在中科院奧運園區的大院里立一塊泰山石、一塊富士山石，表明要促進中日友好。

　　“這兩塊石頭還真是從泰山和富士山拉過來的，路甬祥院長在泰山石上題了‘寧靜致遠’，東京大學前校長有馬朗人題了‘格物致知’。”高福說。

　　科技外交，是高福對這種國家層面科學交流的概括。“中日聯合實驗室就在我們3樓，東京大學的北村義浩和石田尚臣是研究組長，他們的日本朋友、美國朋友、法國朋友也經常到這里來訪問交流。這種交流不用去策劃，自己就開始了。”

　　“盡管現在的中日關系不太和諧，但民間的這種科技外交還是要繼續。科學無國界，傳染病也無國界。”高福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打了一個噴嚏，多倫多救護車滿街跑’，說的就是香港人打了一個噴嚏，多倫多老太太乘飛機回國，第二天多倫多就有SARS了。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為什么要到全世界去建?英國的醫學研究委員會為什么要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建傳染病研究中心?因為在英國研究不了登革熱、黃熱病、瘧疾，基礎研究可以做，但沒有現場環境不行。因此，他們在國外建立聯合實驗室除了要擴大國際合作與影響外也是他們的國家利益。”高福感慨道。

　　當選中科院院士之后，高福更覺肩上的責任重了。“民間交往不能斷，我一直本著這個原則做這些事情，這也是下一步我想在國內推動的，我國也應該建立海外傳染病研究中心。”高福說。

　　三座山峰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跟大家離得近一點，可以隨時討論科研問題。”對于頗顯擁擠的辦公室，高福這樣評價。的確，對于高福來說，微生物里的科研問題，才是大事。

　　2008年，高福卸任微生物所所長一職。對科研工作的高度熱情，促使他盡管已卸任，卻仍留在微生物所。

　　“我不能走，要好好地在這兒干。”說這話時，高福仍帶著孩子般的固執。

　　堅持，給了他回報。2008年12月18日，中科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成立，這個實驗室成了高福的新陣營和新起點，他也開始組建起新的團隊。

　　“現在實驗室共有18個組長，每位組長都有小的課題組，整個團隊重點就做三件事。”高福說。

　　18位組長，攀登三座山峰。這是高福重點實驗室設立的目標。

　　“不多做，就做三件事。”高福介紹，“第一件是病原微生物突破種間傳播的機制，我的課題組是研究細胞表面的，研究病毒是怎么進入細胞的，還有如劉文軍與葉昕的課題組，是研究病毒進去以后在人或其他動物體內是如何增殖的;第二件是做細胞免疫，回答與感染相關的細胞免疫問題;第三件是耐藥與抗感染新藥的研究，從基礎研究的角度回答很多機制的問題，研究它為什么耐藥，以耐藥為研究方向的同時，也進一步做藥物開發。”

　　“這三個山峰已經很高了，而且攀登每個山峰的挑戰性都很大。等世界上這個研究的‘山峰’上有我們科學家的名字，有了重點實驗室的名字，有了中國科學院‘CAS’這個詞，就足夠了。”

　　對于科研，高福并不貪多求全。“科研貴在‘頂天立地’。”高福說，“要做與國家需求匹配，與世界接軌的‘頂天’的科研，誰也別拿幾篇論文來交差，做國際一流，就不能去重復別人的研究。技術求同，科學求異。”

　　“科學求異”，正是高福做科研的原則。這個原則對于他和他的小課題組來說，亦然。

　　高福談及自己的小課題組，自稱為“一群刨根問底的人”。

　　H5N1、H5N2、H6N1、H10N8、SARS、MARS……近年來，各種新生突發病原接踵而至。高福的課題組也忙得不可開交。

　　“衛生部門和農業部門解答what(病毒是什么)的問題，我的課題組是解答why(為什么感染)和how(如何感染)的問題。我主要研究重要病原，尤其是病毒突破種間屏障跨種傳播的機制，分析新生突發病原是怎么從感染一個物種跨到感染另一個種。”高福說，“這些都是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的積累可以幫助指導疾病的預防控制。回答了how和why的問題，接下來的預防控制就好辦了。”

　　身兼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也成功地將基礎研究和預防控制結合起來。“在這個山峰上已經出現了我們的名字。”高福笑言。

　　去年，這個重點實驗室剛剛慶祝完自己的五歲生日。“每年年會的大合照我都擺在辦公室里。”高福說。

　　四口之家

　　除了大事，生活中的高福還有著不少瑣事，甚至囧事。

　　高福時不時用右手扶著左肩，轉動著左胳膊。“哎，耍酷沒耍好。”面對記者的疑問，高福自嘲。

　　2011 年的一個星期六，高福騎著自行車去上班，對騎車技術頗感自信的他一手握著車把，一手打著電話。正打著電話騎著車，遠處一位學生跟他打了個招呼，原本準備停下車寒暄幾句的他忘記手握的是前剎車，一捏閘，人仰馬翻。

　　“左胳膊就這樣摔了，后來綁著繃帶吊著胳膊，肌肉關節變形了。”他邊笑邊轉著胳膊，“怎么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呢?”

　　當時遠在英國的弟弟得知此事后，給高福發了一封“問候”的郵件：“你快50歲的身體當20歲來活，不摔才不正常。”

　　生活中，讓高福“樂”的事情不少。而令他驕傲的，不只有他的科研，還有他美滿的四口之家。

　　2004年，高福作出的回國選擇影響的不只是自己。當時，兒子13歲，女兒還不到兩歲。第二年，同樣擁有博士學位的妻子帶著兒女從英國回國，四口之家得以團聚。如今兒子已出國留學，女兒正讀小學。

　　“我太太比我晚一年多回來，她自己找工作，在公司干得挺好。”對于妻子的能力和事業，高福在輕描淡寫中透露出心安。

　　“不過，對孩子的培養還真是一個大的挑戰。”高福說，“我兒子回來以后，在朋友幫忙和政策支持之下，進了清華附中讀初二。沒想到，兩年的功夫，他竟然憑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華附中，孩子的潛力還是可挖掘的。”

　　“我們基本不管孩子，兒子天天騎著自行車到清華附中，不管刮風下雨，不管冬天夏天。我覺得孩子的成長還是得靠鍛煉。”高福說。

　　但“不管孩子”的夫妻倆在孩子身上其實并沒少操心。

　　當時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兒子，中文底子薄。高福和太太就扮演起良師益友的角色。“我們花了不少精力引導他，給他找中文老師補課。好在他自己也很用功。”

　　兒子走向科研，這是高福的驕傲。“現在他已經從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畢業，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了。”說著高福從沙發椅里坐直，微笑著端起桌上的咖啡抿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