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稿觀察主編《自然》發文：月論文撤稿達三百篇

2010年，當Ivan Oransky和Adam Marcus創立學術誠信網站撤稿觀察時，他們并沒想到會趕上一波大潮。最初，他們估計每個月大概有3篇論文被撤稿。然而在第一年，每個月就有45篇論文被撤，到了去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了300篇。

截至2018年，在撤稿觀察的數據庫中，論文撤稿數量已經快3.5萬篇了。其中發表最早的一篇被撤稿論文，由本杰明·富蘭克林在1756年發表于《皇家學會哲學會刊》。

自12年前成立以來，撤稿觀察經歷了一輪論文撤稿熱潮。作為其創辦者、撤稿觀察主編，Ivan Oransky日前在Nature撰文表示，盡管撤稿數量在增加，但依然不夠，科學界必須做得更多。

以下為Ivan Oransky的文章內容：

表面上看，近幾年論文撤稿數量的增加是一件好事，似乎意味著科學在變得越來越嚴謹，科學出版的工作也做得越來越好。但是，事實并非這么簡單。現在的雜志數量驚人，應該被撤回的論文要比實際撤回的多得多。

一項關于撤回論文的研究表明，每50篇論文中至少有一篇違反了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的規定。不管是因為偽造數據，剽竊，虛假的同行評審，還是因為重大失誤——包括被污染的細胞系或者其他非欺詐性的錯誤，這些都意味著“該研究結果并不可靠”。然而，如今被撤回論文的比例仍然低于0.1%。

我們發現近幾十年撤稿的過程在急劇變化，并且開始意識到學術出版界已經力不從心了。

傳統的論文撤回處理，已經讓人感覺過時了。過去，糾正問題論文的大部分努力，就是給編輯發送那些效率極低的質疑信件。如今，批評者們不再寄信，而是通過社交媒體、 PubPeer和其他更大的媒體表達他們的擔憂。期刊編輯和出版社再想悄悄更正記錄和隱藏批評，就不那么容易了。

這些聲音已經倒逼了一些行動。一些期刊已經雇傭了全職員工來時刻關注這些批評。但是這就像一個打地鼠游戲，抱有惡意的研究者會繼續“積極地”尋找漏洞，來戲耍這套出版系統：他們使用虛假的郵箱地址來假扮審核人，利用論文工廠，出賣論文作者的掛名位置等等。

與此同時，撤回一篇論文的過程卻異常緩慢和艱難，往往耗時數年。這還是順利的情況。出版者總覺得承認他們發出的文章出現瑕疵，會有損他們的尊嚴并且挑戰了底線，這導致他們對調查問題論文并不積極。

即使問題論文被撤回了，其貽害還在。撤稿能讓研究者避開那些不可靠的研究，而一篇被撤回的論文不應該再被引用。然而，最近發布的一項針對400個麻醉師的研究發現，近90%的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引用的論文已經被撤回了。

我的同事Adam在2008-2009年間，第一次報道有關Scott Reuben的故事，這個案例值得深思。Reuben是一名研究止痛藥的麻醉學者，他被發現在臨床試驗中偽造數據，最終因學術不端的指控而入獄。同時，他的25篇論文被撤回。然而，在該事件被曝光后的十年間，這些已經撤稿的論文還是被引用了數百次，只有40%的引用標明該論文已被撤回。

當出版商未能在自己的網站上標記撤稿論文，或未能與索引服務保持一致時，這種情況必然會發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應該使用EndNote、Papers、Third Iron或Zotero等服務，所有這些服務都與我們的數據庫合并，并自動標記撤稿。

清理已經撤稿的文獻，不能只提醒那些正在整理參考文獻列表的作者，出版商更應該在論文提交和審稿流程中，加入可靠的撤稿論文檢查環節。

論文撤稿，必須作為一項支持科學健康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并予以支持。學術偵探應該得到獎勵，并且有機會使用有效的工具來提高打假效率，而不是面臨著譏諷、騷擾和法律訴訟。就像當黑客發現了計算機安全系統的缺陷，可以獲得“漏洞賞金”一樣，出版商也應該給學術偵探創設一個獎金池。同時，科研機構應該正確評估那些誠實地糾正錯誤的研究人員。他們應該得到表揚，而不是因為撤稿而被扼殺了職業生涯。

當然，如果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撤稿觀察至少將會繼續存在另一個12年——因為實在不缺材料。